一“晨”不變

跟許多地方一樣，新加坡人喜歡玩弄文字遊戲，報章頭條和廣告常常看到利用文字的諧音，製造一語雙關的效果，中英文媒體皆然。如果利用得當，引人聯想，固然無可厚非。實際上，英文媒體的情況雖然未必盡見精彩，但一般都差強人意。中文媒體則屢見弄巧反拙的例子。

最近早上囘學校，在巴士上都一直被一段麥當勞早餐廣告轟炸，頗生厭煩。今早又不幸遇上。

廣告有中英文兩個版本，在流動電視的螢光幕不停地間迭出現。中文版本的宣傳口號就是美味“一‘晨’不變”，意指廣告中人天天早晨都光顧麥當勞，享受它的美味早餐。“一‘晨’不變”當然就是“一成不變”的諧音。

然而，“一成不變”語出《禮記·王制》，原來指判案用刑必須戒慎，一旦犯人受刑，則死者不可復生，此謂一成不變。沿用至今，“一成不變”在現代中文有“不知變通”的貶義。也許麥當勞希望我們像俄國心理學家Pavlov實驗室裏的狗，一聽到鈴聲，就禁不住垂涎三尺，但如果我是顧客，我才不願意別人誤會我是個不知變通，一成不變的人。

大陸歌手魏晨在杭州東坡大劇院舉辦演唱會，宣傳口號是“一晨不變只因魏你”，異曲同工，效果也不見高明。

不知新加坡的廣告人是否受到大陸的同行的啓發？

問《易》求學

每年中文系的畢業同學，除舉辦畢業晚宴外，同時又編輯一部應屆畢業特刊，給自己和師長留下一份美好的回憶。這是浩大的工程，大家應該銘感。

近年來，同學都請老師為特刊提供文稿。對此，我從來有求必應，以爲鼓勵。今年，由於自己給同學的畢業贈言出於《易·乾卦·文言》，所以，我乾脆借此為文，略談治學的一些道理。其實，這些道理，同學如果能夠領悟，日後做人處事同樣可以運用。今移錄該文於此。

事實上，古書中直接或間接談治學的言論甚多，將來若有機緣，引申發揮，匯成一集，也許對學子未嘗無啓發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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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易》求學

古書中許多記載其實都是古人從生活中學習所得的經驗，這些經驗固然記諸文字，但卻絕非紙面文章。如果我們能夠以意逆志，活學活用，古人這些經驗記錄未嘗不可以視為有關學習和研究的指引。

比如，《易·乾卦·文言》有云：“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這段話原來是針對君子如何進德修業而說的。進德修業當然是一種學問，但培養道德的種種資源，其本身的性質卻並一定關乎道德的。換言之，古代君子學習的內容，也就是他們所修的業，不一定全都跟道德有關。學習可以是廣義的知識追求。如此說來，上述〈乾卦·文言〉的一段話，針對學習態度和研究方法而言，今天對於我們還是有一定的啟發意義的。

〈文言〉這段話共分四節，前兩節結合方法與目的而言，而後兩節則結合態度與實踐而論。四句話都有一個“之”字，指的都是學者最終追求和實踐的學問。

“學”、“問”是方法；“寬”、“仁”是態度。“聚”、“辨”是目的；“居”、“行”是實踐。

“學以聚之”，聚的就是知識、學問。這是目的。怎樣聚？靠學。“學”是一個會意字。學字在甲骨文（學）的造形分上下兩部分。上方是一雙手，正在以蓍草筮卦；下方則有一年輕人在几前觀察。整個字的構思意念是一個年輕人在觀察貞人（即占卜專家）示範如何筮卦。所以，學就是動手去做，而關鍵在於學者認真去模仿。“學以聚之”就是通過觀察和模仿，學習新的事物，慢慢累積新的知識。

“問以辨之”指的是在學習和累積新知識的過程中，學者不能抱著被動心態，而必須積極思考所學，主動提出問題，細加分析，明其本末，識其源流。否則，學者跟電腦掃描器並無本質上的分別，而實際功能卻不如。

“寬以居之”是接受知識的態度。寬就是寬容，學者不可黨同伐異，也不可自甘短淺。心胸眼界都必須求其廣闊遠大。對於自己不熟悉的學問，包括研究方法以及各式議論，學者都應該虛心瞭解，知其所由，知其所用，而更要知其所止。否則，學問未成，自己先畫地自限，日後必然難見遠大。

當學者建立了自己對問題的看法，或者完成了自己的一套學說，此時，他必須警惕，千萬不能自滿。自滿不同於自信。一個滿溢的杯子不可能再多注入一滴新茶。自滿就是學者先把自己的求學心靈注滿了，一切新知異見從此無由得入。自滿的人也可說是目中無人了。

漢代學者解釋“仁”字，說“二人為仁”，孑孓一身，難以見仁。又說仁是“相人耦”，耕田必須二人合作推犁。兩個說法相通，意謂仁德在人與人相處應對之間最能顯露無遺。學問何嘗不如是。學和問本身就預設了一個從學和請教的想像，所以，《禮記·學記》說：“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在分享自己的學術研究成果的時候，學者應該抱著“仁以行之”的態度。如此，學術交流才真有可能。二人真能成耦，不致成仇；以文會友，仁德才能顯露。否則，千慮一得，便沾沾自喜，甚至睥睨一世，則學問不足以成人，而反更害之。

學術交流以外，如果你為人師表，在授業解惑的時候，更必須“仁以行之”。畢竟，正如〈學記〉所言，“學學半”，這就是“仁”的精神。孔子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春風化雨與灌輸知識，到底是天淵之別。


2008年10月19 日午後
28日改定

畢業晚宴

昨晚出席應屆畢業同學舉辦的畢業晚宴，這是中文系的一個良好傳統。 據説，國大只有中文系有此一擧。

中文系的同學到底不太一樣。這其實不單是中文系老師的福氣，更重要的是，這也是新加坡、馬來西亞、甚至是中國大陸的福氣，因爲我們的同學大多來自這幾個地方。這些地方能夠孕育出這些深具性情的年輕人。他們是國家的重要資產和資源。

在國大工作十年了，除了去年休假，人在香港，每年收到充滿溫情的請柬時，心中都有一股暖意。十年來，也從未缺席。去年當然例外。每次在晚宴上看到一群即將畢業的同學，心中不禁泛起這個問題：自己在這些同學身上到底做了些什麽工作？這些工作，究竟起了什麽作用？

問題中又有問題，也許是更根本的問題。

這群即將畢業的同學，竟然有相當的一部分我從來沒見過一面。我當然不會教過每一個中文系同學，但我想，至少我也該在中文系、中文系同學會或校友會所辦的種種活動上，甚至是系裏的走廊中，見過他們的臉孔。但……沒有，沒有見過，沒有這個緣分。晚宴上，好多同學都只是陌生人。此時此刻，心中無奈繚繞。

摩肩而過，交臂而失之，這是現代人生活的縮影啊！

畢業晚宴讓我感到過去尚未完全過去，非常感謝中文系的同學。

也許，這一年一度的浪漫，可以易名為謝師宴，這當然並非要求同學謝我。事實上，易名不但名更副實，對我而言，更重要的是，這樣可以保留多一點過去。

useful resources

以下一個新網站，應該很有用。我沒有去看過，也不知道大家是否都能註冊使用。無論如何，不妨試試看。

H-ASIA
March 21,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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閲讀與讀書

這篇舊文也是大約三年前為吉隆坡《南洋商報·人文版》所撰。剛才重讀，略事修訂，原旨則未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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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由生活而來，自然也隨生活而改變。經驗本身的性質並無界限，經驗如何區分，如何類別，這完全由體察經驗的人來決定。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人對經驗的劃分和認識可以大異其趣，這就是所謂文化。事實上，即使在同一個文化傳統之內，同一類經驗在不同時代也可以貌同實異。這種隨時代嬗變的經驗內容往往在大眾不知不覺間從文字上反映出來；文字像一面鏡子，可以反映思想觀念細微的變化。

“閱讀”一詞，大約始自宋代，但此後並不常見。“閱讀”一詞的廣泛使用應該是二十世紀的事，因此，上世紀不少非以現代華語為主的重要辭典都沒有收錄“閱讀”一詞。“閱讀”原來就是手執書卷或文牘，注目觀覽之意，而閱讀的對象可以是文學作品，可以是報章，也可以是覓狗啟事、學生考卷或辦公室裏最令人煩厭的公文。事實上，古人“閱讀”的往往都是公文，連皇帝也不例外，如果聖上盡責，他每天都要“閱讀”大批奏摺。至於“讀書”，古人則別有寄託。

古代“閱讀”一詞只能作動詞用，但時移世易，現在我們的一份研究調查報告說，“喜歡閱讀的女人不容易發胖”。作為名詞，“閱讀”就是reading。現今“閱讀”宛如英文的read字。現代華文中“閱讀”一詞用法的演變暗示著，我們對“閱讀”這一觀念的瞭解實際上已經發生了變化，而這個演變也許反映了西方文化的影響。一兩代以前的人自我介紹的時候，往往會說“我酷愛讀書”，今天大多數人會說“我喜歡閱讀”。這並非僅僅是語言上的不同，而是觀念上的變化。

古人說，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讀書代表一種品格，一種品味，所以，古代社會上有“讀書人”這一流品。無可否認，讀書也代表一種身份和地位，所以，古人說，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

但讀書並非僅屬個人自己的事，所以，古人又說，讀書要能明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道理是屬於天下的。讀書明理就是要“讀書人”學會能夠通於天下人心的道理。魏晉之際的儒者皇甫謐一生慕道，他終日耽玩典籍，廢寢忘食，時人謂之“書淫”。有朋友擔心他過於用功，容易損耗精神，於是加以規勸，但皇甫謐借孔子的話回答說：“朝聞道，夕死可矣。”

總之，對古人而言，讀書無疑是一種包括知識、道德、人倫、性情的全面教育，因此，即使在現代華文中，“讀書”一詞仍然包涵全方位教育的意思，這依然是古人知書識禮的遺意。普天之下的華人父母無論生活如何貧困，都務必為自己的子女供書教學，可見書的文化意義非同凡響，儘管在科技發達、互聯網貫通全球的現代社會，這一觀念也漸漸改變。

在今天的社會中，“唯有讀書高”的講法固然早已是明日黃花，但最可惜的是，連“讀書人”這一個流品也似乎在大眾不知不覺之間變成博物館裏的標本了。今天我們心目中，我們嘴巴上都只有“知識份子”而已。對古人而言，書中自然有知識，但書中不僅有知識。閱讀固然也代表一種品味，但今天大家熟知的所謂閱讀卻並不能夠代表什麼品格。閱讀更多的是個人的嗜好。閱讀雖然可以有利於個人知識上的提升，但也並沒有什麼全方位教育的意味。父母期盼子女讀書成才，而不會只希望他們學會如何閱讀而已。

讀書人求明理，而道理是天下人心所同，所以，讀書人有他們共同閱讀的書籍。共同的書籍合起來，代表的正是一套共同的文化理想。相比起來，閱讀似乎更多是屬於個人特別的興趣，各適其適，不必求同。如果真有雷同，那大概是共同趨騖的時尚暢銷書。閱讀並不奢求什麼文化理想，閱讀基本上只是個人的生活消遣。西方社會上有各式各樣的讀書會，這個現象說明，閱讀跟游泳、下棋、慢跑一樣，原來就是一種個人興趣或者需要而已。

有趣的是，讀書會其實在古代中國也有很長遠的歷史，至少北宋就開始出現了，當時稱作書社，或叫課會，關鍵都在書上。今天我們改叫讀書會，從名稱上來看，精神似乎仍然相承不變，然而，事實到底如何則不得而知了。有一天，當讀書會改稱為閱讀會，也許讀書會也會像“讀書人”一樣，可以列為歷史文物，讓知識份子和有興趣“閱讀”的人茶餘飯後，在紙上參詳研究，輕輕鬆鬆，在“閱讀會”的歡笑聲中，消磨一個納悶的晚上或者半天無聊的光陰。

小泉的遁詞

又一篇舊文。

本文曾刊於2005年6月2日新加坡《聯合早報·言論版》及同年7月3日吉隆玻《南洋商報》，後者出版時文字經編輯刪節。拙文當時被鳳凰衛視的網站轉載，在中國大陸引起不少讀者的回應。

下周開始要講中國散文選這門課，我負責唐宋部分，其中選了歐陽修的〈瀧岡阡表〉，這是一篇我非常喜愛的文字，每次重讀，都受感動如初。想起永叔先生這篇文字，於是找出拙文上載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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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美國總統雷根在其國情咨文中，忽然引用《老子》“治大國若烹小鮮”一語，當時傳為美談。有人甚至發奇想，以為此後美國治國方針將會轉向中國老子思想方面來。

最近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在眾議院為參拜靖國神社作辯時，引述了孔子一段話；根據外電報導，原話為：“But remember the saying by Confucius: Condemn the offense, but pity the offender。”據云，華文媒體將小泉此語分別譯作：“惡其意不惡其人”、“恨罪不恨人”或“憎其罪不憎其人”。小泉的意圖絕對不是要稱讚孔子的思想。

日前，公孫笑君〈小泉“大話”孔子〉一文（2005年5月29日《聯合早報·天下》）指出，小泉所引孔子之言並非出自《論語》。其實，這亦非怪事，因為先秦古籍引述夫子的言談者甚多，不必限於《論語》。當然，見於他書的引述未必都真的出自孔子之口。

如果外電的英文翻譯可靠，則華文媒體的翻譯，應該只有“惡其意不惡其人”的譯法比較信實，因為其他兩個譯法中，“憎”和“恨”兩個關鍵字在古文中的意涵和用法一般並不如此。

“惡其意不惡其人”一語大概出自《孔叢子》卷上〈刑論〉。原文如下：

《書》曰：“若保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
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眾共焉。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

如果小泉真的引用《孔叢子》，他就可謂引喻失義了。如果我們望文生義，“惡”作厭惡解，則“惡其意不惡其人”似乎可以理解為“Condemn the offense, but pity the offender”。

對於治獄，孔子的弟子曾子說過：“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曾子認為，當官審訊，如果能夠偵破案件的真相，切勿沾沾自喜，對於犯法的人，應該抱著一份哀矜憐憫之情。曾子說的“哀矜”，大概就是外電所謂的“pity”之意。然而，曾子並沒有說過要縱容犯人。

孔子“惡其意不惡其人”一語原來的語脈也是“聽訟”。根據朱熹的解釋，這句話的意思是“非喜怒其人，但疾其意之有險害”。換言之，審訊的人不當以自己個人對疑犯的恩怨和好惡來判斷案情。這就是朱熹所說的不“以喜怒愛惡而為之刑”。有司不但態度公平，而且更應該抱著“哀矜”之情，網開三面，設法替疑犯謀求一條生路。這就是《書經》“若保赤子”的精神。只有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

必須注意的是，有司雖然盡其哀矜憐憫之心，設法公平理案，但一旦罪名成立，犯人卻必須繩之於法，不可姑息，這也就是孔子所說的“君必與眾共焉，愛民而重棄之也”。朱熹解釋說：“所謂刑人於市，與眾棄之也。”

朱熹的解釋並非曲解，事實上，中國歷史上為民父母官者往往都秉承這一番儒家的仁恕精神，修己治人。北宋歐陽修的父親歐陽觀就是一個有名的例子。歐陽修在他的名作〈瀧岡阡表〉記述了母親轉告他有關自己先父為官的忠誠仁愛。他的母親說：

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
吾曰：“生可求乎？”
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

歐陽觀治獄，存心為死囚求生路，這顯然就是孔子聽訟時的寬恕精神。想方設法為死囚求生，縱使不成功，自己與死囚皆無所遺恨。換言之，死囚終不免一死。“求所以生之”只是治獄者有哀矜之心，想確保死者無恨，生者無愧。“求所以生之”並不表示治獄者只知“惡其意”，而漠視犯人的罪行，以致姑息縱容犯人。

小泉究竟是否真的懂得孔子“惡其意不惡其人”一語的真義，我們不得而知。無論如何，他的辯解無疑只是一種遁詞。孔子說：“是故惡乎佞者。”他痛恨巧言狡辯的人。他的弟子子夏也說過：“小人之過也必文。”小泉顯然絞盡腦汁，不惜利用中國聖人，力圖文飾日本軍國主義的過失。至於他是不是“小人”，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嘩衆取寵 姑妄聽之

根據電腦檔案記錄，此文殺青於2006年四月八日，下午三點四十七分。當時投稿與《聯合早報·言論版》，但最後未見報，而刊於《早報》的網絡版，至今似乎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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嘩衆取寵 姑妄聽之

李敖曾經說過“新加坡人笨”，最近他在自己的電視節目上對此一論斷詳加解釋。同時，因為有人批評他“嘩眾取寵”，所以，他又對“嘩眾取寵”一語作出了他一家之言的解釋和示範。

據《聯合早報》報導，李敖引用了《漢書·藝文志》的一段記載，然後指出，“人們要以儒家做為一個典範，有些人對儒家的解釋脫離了規則，這些人就是‘嘩眾取寵’。” 《早報》記者又概括了李敖的說法，謂“‘嘩眾取寵’它最原始的意思是不接受唯一的一個經典式的、權威式的、以儒家為主的一個自由分子的言論，‘它是好的意思’，因為自由分子的言論講了一些話，做了一些動作，引起大家的注意，然後獲得人們的認同，‘取寵，是開始得到你們認同的意思。’”

“嘩眾取寵”的確語出《漢書·藝文志》，李敖的文獻證據正確，但他的引文未能讓觀眾看到原文的語脈。〈藝文志〉云：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 留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為高。孔 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 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茍以嘩眾取寵。後進循之， 是以《五經》乖析，儒學浸衰，此辟儒之患。”

原文先講述儒家思想的淵源以及其精義所在。“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云云，說的則是儒家思想在孔子以後的流衍和發展。“于道最為高”是《漢書》作者班固從歷史文化的立場對儒家所作的論斷。 何以儒家之道能夠獨高於諸子百家？因為“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班固認為，從上古堯舜以來，一直到殷周兩代，數千年來，華夏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在在足以證明孔子好古敏求，述而不作，實際上正是對古代歷史文化最扼要精微的總結。孔子未嘗空言，妄立一家之說，所以，班固說“已試之效者也”。後來世人“宗師仲尼”，就出現所謂“儒家”思想。

上述一段〈藝文志〉討論儒家思想源流的文字，李敖並未提及；他的引文是“然惑者既失精微”以下的一段話。在這段話中，“惑者”和“辟（僻）者”都是貶義，前者指的是不明儒家思想“精微”所在的學者，後者指的是隨聲附和，依勢抑揚的不學無術之輩。 “辟者”實在未能掌握領略儒家思想的“精微”，“違離道本”，而他們的唯一目的就是不擇手段，務求“嘩眾取寵”。由於“辟者”所煽動的歪風，導致後進競從，最終，儒家所講的《五經》的精微大義由此乖謬失真，支離破碎，而儒學也漸漸衰落。必須強調，〈藝文志〉並未將儒學的衰落歸咎於“惑者”，因為他們至少仍然是認真學習儒學的人，他們並未“苟以嘩眾取寵”為務。

〈藝文志〉原文並未提及什麼“唯一的一個經典式的、權威式的、以儒家為主”的東西，因此也沒有所謂“接受不接受”的問題。至於李敖所謂的“自由分子”，更是無中生有。 不識儒學精微的學者，〈藝文志〉稱作“惑者”，他們並非不想認識儒學，更非存心反對儒學，他們只是在學習儒學的過程中有所“惑”而已。 至於一心看風使舵，“嘩眾取寵”的人，他們本來就不學無術，妄想走旁門捷徑，僥倖圖榮，所以，〈藝文志〉稱之為“辟者”。如果這樣對學術連起碼的真誠都沒有的人也算是“自由分子”，也可算有自己的獨立思想，難怪當今世上，“自由分子”何其多也。

必須強調，儘管不學無術，隨聲附和，〈藝文志〉所指的“辟者”，他們所講論的仍然是儒學。正因為如此，有志於儒學的後進學者才可能受到他們的不良學風的影響。即使“辟者”真的是什麼“自由分子”，他們絕非高舉反儒學的旗幟，嘗試挑戰“唯一的一個經典式的、權威式的、以儒家為主”的思想。 如果“辟者”不擇手段，務求“嘩眾取寵”真的如李敖所說，是“好的意思”，那麼，我們只能說，凡是被〈藝文志〉批評的人以及他們的所作所為都必定是“好”的，理由只有一個，因為〈藝文志〉代表的正是“唯一的一個經典式的、權威式的儒家”。

班固以後，歷代引用“嘩眾取寵”一語，毫無例外，均作貶義。李敖向來以“自由分子”自居，而既然他所謂的“自由分子”就是“不接受唯一的一個經典式的、權威式的”對象的人，那麼，他竭力重新解釋“嘩眾取寵”一語的“最原始的意思”，其實不過就是他本人的夫子自道，目的在於“嘩眾取寵”，企圖博取觀眾的“認同”。

如此看來，李敖在電視節目上的巧辭詭辯實際上正是他為自己所認識的“嘩眾取寵”一語所作出的“最正確”而又“最生動”的現身說法。這自然是只有像李敖如此聰明的“大師”才可能有的驚人表現，新加坡人笨，試問又何來如此的“創意”呢？

莊子心

十年前，因緣際會，漂流到新加坡，開始了一段新的人生。我素來深信教學相長，在教室中也勉力實踐體驗這個中國古老的教學妙訣。在新加坡，我面對的學生群體，與我在北美所遇不同，幾年下來，經驗告訴我，也許我可以替華人子弟做一點最切實的工作。

什麽工作對華人子弟最切實？

學會讀書，尤以中國經典為然。

念頭一動，我便打算寫四、五本入門書，教導華人子弟如何讀幾部中國經典。這個構想從我長久以來的信念而來。中國經典甚多，現代人生活太繁忙，即使是大學生，也難得有閒暇讀書了。因此，要讀經典，首先數目上要簡便。我想，四、五本書應該還可以。其次，要找經典不難，但到底要選那四、五本書就需要斟酌一下了。總而言之，我的經典簡目就是《論語》、《孟子》、《老子》、《莊子》和《六祖壇經》。理由難以說得清楚了，但簡目包括儒、道、釋三家。

這幾本書的書名當時也想好了，都以心命名——《論語心》、《孟子心》、《老子心》、《莊子心》和《壇經心》。我想，讀書必須知其作者，孟子說知人論世，這是我讀書一貫的立場。要知人，必須知其心。每一本書中的主人必有其心，心就是其人的性情、人格與精神。心也有核心之意。佛藏中有《心經》，二百六十九字，括囊佛教的基本教義。我的幾本書取名，即本於心的這兩重意義。《論語心》就是介紹孔子的性情、人格與精神，同時也希望能點出《論語》一書的基本義理。其他幾本的用意亦然。

遺憾的是，《論語心》三年前在香港出版，由於客觀情勢，當時倉卒面世，對於《論語》的心，自問未能勾畫得體，事與願違。一年後再版，其時也不可能大事修訂。不過，承蒙阿湯圖書的老闆錯識，鼓勵我再寫《論語心》的續篇。環顧當今出版界，有幸得此知心的出版人，實在萬幸。續篇當然會寫，可惜目前要事冗務交集一身，借機乏術，只能期諸他日了。《論語心》續篇的目錄，大致倒已經有個模樣，這算是起步吧。

這學期開授《莊子》，因教學之便，重新細讀《莊子》。教學相長，要教人讀《莊子》，自己的讀法跟平時也就不同，因爲時刻都必須考慮到如何向同學介紹莊子其人其書。由於工作確實太忙碌，許多時候，讀書偶有一得，無暇筆錄，事過境遷，往往追索無從，獨留餘恨。最近開始，決心盡可能記下一時靈感所得。今天心血來潮，更嘗試草擬《莊子心》的目錄。

在此記下來，做一個標誌。如果你有緣讀到這一段日記，歡迎你留言，對《莊子心》的内容，提一些建議。銘感於心。

《論語心》：http://www.tangsbooks.com/bencandy.php?fid=19&id=75

While I live, I learn

先驅初院的第一條信條是While I live, I learn。今天我正式演講之前禁不住借題發揮，順便開題。我說，這條信條，用中文來説，就是活到老，學到老。但我覺得英文的説法難免有一點抽象，有一點疏隔，不夠親切。活到老，學到老，具體親切，又富形象。從文字本身，我們可以受到中華文化的感染。這種感染，不需要什麽解釋的。

我說，While I live, I learn固然重要，但這裡有一個更重要的前提，就是how I live。如果不先學會如何生活，我們恐怕不知所學何事。當然，學以致用，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生活和學習本來就是相輔相成的。

以上就是我今天借題發揮的開場白。

高中學生學習中國通識課程，私意以爲最重要是培養他們對中華文化有一份親切感，知識尚在其次。今天近一小時的問答時間，來自不同初院的學生提出的問題，大都針對當下中國的經濟政治發展。這一類問題本身無可厚非，但爲何學生只會問這一類問題。事實上，今天四個講題都與中國當下的政治經濟問題並無直接關係。從學生的問題可以看出，他們的想象力並不貧乏，可惜知識面實在太窄。難道這跟學校的教育無關？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一位來自中國的學生問我，除了讀中國經典而外，我們是否也應該看西方的經典？若然，我們又應該看那些西方經典？另外一位從馬來西亞新山寬柔中學來的學生用英文問我，在西方文化影響之下，儒道釋三家思想塑造的中國文化目前在中國大陸有些什麽變化？

多麽令人鼓舞的問題啊！但想到兩位同學來自何方，心中又不禁黯然。

先驅初院的信條

今天中文系與先驅初級學院合辦了一個有關中國通識（China Studies）課程的講座，地點在先驅初院。在前往講座禮堂的路上，看到不少該校的信條（creed），全都是英文，當時頗愕然，也頓感無奈。難怪先驅初院開設的中國通識課程是用英文授課的了。

本地華社常常有人批評政府在許多公衆場所都只有英文的指示牌，好幾年前，這種情況連牛車水（也就是所謂本地的Chinatown）也不例外。今天看到先驅初院的英文信條，實在欲語無言了。一所教授中國通識課程的學校，其勉勵學生的種種信條只見英文，不見華文，學生天天耳濡目染，恐怕真正深入他們待教心靈的並非信條的内容，而毋寧是傳達信息的文字本身——所謂學習，一切以英文爲主，甚或只用英文。走往禮堂的途上，環顧校園，無法感受到半點中華文化氣息。

不知這是校方不自覺的失策，抑或是刻意的教育方針？還是經費不足，信條未能以華英雙語並舉？

惘然……。

見斑知豹，信矣。

教室裏的天籟

本周講《莊子·齊物論》，開篇談天籟，眾竅齊鳴，怒者其誰。我教學的原則亦然。

我講課猶如大塊噫氣，同學不啻眾竅，聲氣入耳，各以其所悟而鳴，如是教室裏天籟彌漫。在我而言，最忌以個人的私見限制同學的發展，所以，我講課盡量滌盡私見，講内容而不強調自己的解釋，而專心教導同學如何讀書得閒，以求啓發入門。用莊子的説法，我希望自己只會噓發“鷇音”，可以與同學達到“合喙鳴”的境界。對於同學，我尊重他們各自的才性，我的態度就如郭象所說，“異音同是，而咸自取焉，則天地之籟見矣”。

我最擔心的是萬籟俱寂，只剩下我的空谷跫音……。

從定義與人情說道德

重讀舊文，差點兒忘了出自拙筆。細想一下，其實只是三年前左右的事。太善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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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道德？這看來是不言自明的問題，其實可以讓人傷透腦筋而仍然得不到一個清晰的答案。你不必查字典，因為道德本來並非字典上的定義問題。中國大陸通行的《新華字典》上說，道德就是“人們共同生活及其行為的準則和規範”。如果你真想知道道德為何物，你會滿足於這個定義嗎？

如果你有蘇格拉底般窮根究柢的精神，你就會追問，到底何謂道德？古希臘那些有名的智者和哲人，他們在市場或路上遇上蘇格拉底，無一不備受他無窮無盡的質難。不管蘇格拉底關心的是什麼問題，他務必要對方清楚交代有關問題，給相關的概念提出一個能夠自圓其說的定義。要能自圓其說，定義最少不可自相矛盾。換言之，定義必須清晰明白，不容半點含糊，因為矛盾往往最容易見於含糊不清的語言障中。

蘇格拉底的確曾經向人請教何謂“德”（virtue）的問題，但他沒有得到滿意的答案。對他來說，答案也許並非最重要，畢竟他說過，“未經自我省察的人生，不足惜也。”蘇格拉底並沒有說人生只有一個最終的共同目標，但他無疑堅持批判的自我反省。

蘇格拉底雖然並未找到“德”的清晰定義，但如果以批判的自我反省態度來認識他所代表的古希臘哲學精神，我們可以看出古希臘哲學家對定義的執著。這是蘇格拉底的本色，同時也是古希臘哲學的特色。

定義必須概念清晰，黑白分明，而又不能自相矛盾。既然不能自相矛盾，定義很容易就有排他性的傾向。換言之，對於相關的問題，定義的說法往往就是只此一家，不可再有分店。總而言之，定義代表真理，而且是超越時空的真理，放諸四海皆准。

事實上，這種定義式的真理追求並不限於古希臘，古希伯來文化似乎也如此。先知摩西為上帝傳達的十誡正是絕對真理的一種表述。是者是，非者非，絕對不容混淆，殊途不能同歸。十誡後來同樣為基督教徒和回教徒所奉行。基督教相信上帝在世界末日審判世人，審判的前提看來就是是非絕對分明的誡律，否則天堂與地獄的分界就無從劃分了。由是言之，西方哲學從兩希文化發展下來，其中邏輯和定義兩者的基礎意義就不言而喻了。

笛卡爾開創西方的現代哲學，他的奠基貢獻在於確立真實無疑的理性認知基礎。我思，故我在。“思”之所以可靠正在其清晰無疑，絕對無誤。因為我思，所以，我絕對可以肯定我在。笛卡爾這個劃時代的哲學命題，本身就是一種邏輯，同時也是一種邏輯的表現形式。一百多年後，康德講道德哲學提出絕對的道德律（categorical imperative），世間一切道德上的是非都必須黑白分明，否則道德判斷無所依據。比如，康德認為，誠實超越時空，不關個人，無論何時何地，我們都必須誠實，不能口是心非，也不能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絕對道德律在西方出現，可謂絕對不是巧合了。

今天，華人社會中講道德，許多時候，我們的判斷標準其實也是絕對道德律。在潛意識裏，大家都以為一切是非都有既定的準則，涇渭分明。這大概是西化的影響。然而，這樣的一種不經推敲的預設，其實跟中國古人講究的“道德”並不完全相同。

中國古人重視人情世故，更多於邏輯定義，先秦時期尤其如此。眾所周知，“仁”是孔子孜孜以求的德行，對於“仁”，孔子自己有許多獨特的體會，但他從未為“仁”下過什麼定義。不同的弟子都問過“仁”，但孔子的回答都不一樣，從不重複。如果依照蘇格拉底的定義要求，孔子就是個糊塗蟲了。

即使是看來無人不曉的“孝”，孔子也從未下過定義。孔門弟子問孝者其實不少，可見“孝”的道理並非不言而喻。孔子並非不能夠給“孝”下一個定義，但這正如《新華字典》對“道德”的解釋，試問，孔門弟子會愜意嗎？萬世師表的孔子在他一輩子的教育事業中，只是耐心地因材施教，為提問的弟子一一啟發。

絕對道德律由於強調是非分明，往往都會以“不可如此”（don’t）的形式表達。十誡就是典型的例子。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再問如何克己復禮。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是孔子言論中罕有的“四勿”。聽起來好像也是“不可如此”的道德律，但實際上，非禮云云跟“道德”未必有什麼關係。今天我們找老師朋友，如果事前沒有約好，固然不太禮貌，但總不能算不道德。孔子的“四勿”針對當時的“禮”而言，道理也如此。

更關鍵的是，“禮”的規定並非天經地義而又放諸四海皆凖的絕對定律。“禮”必須靈活，隨時而斟酌，因人情而調適，不變的是以和為貴的“禮”精神。男女授受不親，這是“禮”。兄嫂溺水則小叔必然伸手援救，孟子說這是權；權的精神在變通。禮文必須在特定的時空中才有實踐意義，禮精神則可以超越時空，萬古常新，因為人情是禮的基礎，而禮是緣情節文的結果。

嚴格而言，中國古人並沒有我們今天所講的“道德”概念，有之則是“禮”。禮可以約束一些今天算作道德的行為，比如，偷窺就屬於“非禮勿視”的範圍，但更多時候，禮只是人與人之間生活上一種互動的調適。以和為貴的禮自然不能絕對化，更不應絕對化。事實上，禮本身竟然也沒有一個固定的定義。明禮的人不妨各自立說，只要通乎人情，自然可以言之成理。明乎此，我們就會瞭解孔子、孟子為何從來沒有替世人規定什麼道德上的金科玉律。

亦狂亦俠亦溫柔——憶湯老師

湯老師辭世已過十年了。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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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狂亦俠亦溫柔 ── 憶湯老師


風清氣爽，天色略染一抹幽黯，我不自覺地感到身在美國中西部的初秋。環顧眼前崇山，背後遠水，腦海中不時提醒自己這是香港，十二月的香港，香港的將軍澳。此刻，我驀然感到香港原來是如此的陌生了。

過去十八年沒有在歲末踏足香港；有生以來，從沒有到過將軍澳。腳下一方新墳，更是陌生。可墓碑上泐著的金漆正楷，卻是從我心靈上轉拓過去似的。那是湯老師的名字。

聽說兩年前的二月天，您來這下土的時候，有數以百計的同學來相送。不知他們沉痛的心裏，還能裝得幾多愁。墓前狹窄的甬道和墓旁的數十級石階，當時一定都灑遍了情淚。您說過學生畢業以後還會懷念的是他們的老師而不是他們的母校。作為樹仁的校友，我們不一定互相認識，可由於您活在我們每一個同學的心中，我們就好像都認識了。我們都懷念我們的湯老師。中國人以前有門人的說法，我們都活在湯老師慷慨博大的心扉裏；無論賢愚敏鈍，您都把我們包容進去。在中國文化綿牽一線的二十世紀，您以熱情的生命替“門人”灌注了新的意義。

您走了。也許就是當年那雙目失明的相士所推算的時刻，但對我而言，您走得實在太突然，就像我第一次在成和道一樓的教室上您的課一樣，我毫無心理準備，您卻已走進了我的生命。那是一九七六年香港的初秋。從此，我和您結了一段半生緣。在樹仁的四年，我們幾乎日日相見。畢業後我在新亞研究所進修，同時也兼任好幾份工作，因此，相聚的時間遞減。自從我赴笈美國，親炙的機會就更少。在這些日子裏，我沒有嘗試刻意去認識您，因為我一直覺得我已經認識您；您好像我生命裏一直盼待出現的人。假如沒有遇上您，我的人生方向一定會截然不同，而當年在這人生道路上摸索的年輕人也絕對不會成長飄泊而化為今天的我。也許我根本沒有想過我是否認識您，可您，只有您，讓我覺得一種莫名其妙的自在。是您的魅力把我的精神凝住了，是您的精神把我給感染了。

您漸行漸遠，離恨把我的追憶誘回既往。我猛然第一次警覺到自己好像不太認識您。此刻，無數的疑問不斷湧現。我真的後悔這些疑問都來得太遲，更後悔從此也不再有機會可以向您叩問了。

* * * * * * * * *

湯定宇，男，江蘇崑山人，歷史學系，生於1915年9月，身體欠佳，一目已眚。抗戰期間，曾在成都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三年，獲得部頒碩士學位。曾任華西大學講師，武漢大學副教授，南京金陵女子大學教授，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在香港曾任新亞學院講師、浸會學院講師、樹仁學院高級講師；現任樹仁學院院長兼文史系主任。著有《東漢尚書制度考略》。配偶程天賦；女程岩。

這是湯老師在一九八七年出版的清華大學九級校友錄中的自述。這段簡述自有湯老師的用心。可以想像他下筆的時候，腦際大概浮現清華同學朋友的謦欬以及當年共學的舊緣，免不了輕問故人還否尚在人世。他想讓故人知道的也許就是這點點滴滴而已。湯老師平生說話謹慎有分寸，所以他雅不欲著述，怕貽笑後世。簡歷雖屬私述，但看得出他不隱諱，不虛誇，這是他對自己負責，同時也是對歷史負責。湯老師樸實，視虛名富貴如浮雲，簡述中的教育履歷詳而不遺，大概他審定自己一生的貢獻正在教育事業上。

湯老師選擇獻身教育是他一生的重大決定。他的學生有幸受沐他的門下，原來是由於他對出與處的謹慎和執著。湯老師早年即存心濟世，初欲學法律，曾考進當時享譽全國的東吳法學院。肄業一年，乃悟救國之道，尚不在法律，而更須要從對中國的歷史和文化的真切認識開始。於是，湯老師轉投清華大學學歷史。這在當時大概是一個忤逆眾意的決定。後來，湯老師曾擔任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學社的研究員，本來可以拿獎學金出洋到哈佛大學深造，可是他覺得要做學問，在自己祖國一樣可以做得出色，便毅然放棄了大家都覬覦的難得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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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和道上，一九七六年的初秋。開學的第一天，陽光十分燦爛。您準時走進教室，恂恂然若有古風，不嚴而威。您在黑板上寫了“古籍導讀”四個字。然後，您就跟我們縱談中國文化而歸結到當今國內的情勢，斯文欲喪，您勉勵我們說：“諸位同學，中國的前途在你們的身上呀，你們要努力啊，要多讀書，書要好好讀的！書要好好讀的！”您當然不是對我們責備求全，可您對我們寄予厚望，我想就是仿佛聽懂您滿口鄉音的國語的同學也可以感受到的。您這番勖勉，當時頗令我精神為之抖擻。日後，不管您講的是什麼課，我都感覺到歸根到底，您是設法用各種方便給我們灌輸民族大義以及華夏文化之博大精深。接著，您發了一張油印材料，叫同學句讀。全班不明所以，只好從命。這是樹仁中文系所有同學必經的第一關。我想這一關考驗的不只是突如其來的句讀，對我而言，最大的震撼還是在您沁人心骨、和煦而威嚴的精神，讓人覺得您屹立不倒，就好像您所講的中國文化一樣。您的這一臉精神，一直到我九七年初秋最後一次拜謁您的時候，還是依舊攝人，雖然您受哮喘病困擾，體魄已大不如前了。

我們拼命句讀的這篇約七百字的文章其實是柳翼謀先生寫的《書目答問補正》序。二十多年以前，雖然每年為此而驚詫叫苦的同學為數不少，但很少有同學因此而改投他系。也許當年的學生比較純樸，不像今天的大學生總要老師像保姆般遷就他們的喜好和學習能力。回想起來，歷年來不少同學語帶自嘲說〈古籍導讀〉一課打破了他們追求文學的美夢，我想其實這也可以看到香港中文教育的失敗。同學們追求的所謂文學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您當然知道同學之間的失望，而您的文學修養和感性也是我自己求學教書多年中鮮遇其儔的，可是，您並沒有改變初衷，因為您希望誘導我們索尋您所說的“大本大原的學問”，那是您常說的治國平天下的學問。我想在您的見識中，還有比文學更高一層的道理。您說過我們做學問要眼高手低，這大概也是我們要從〈古籍導讀〉念起的一個原因吧。

看古籍，您最反對我們用現代的標點本。同學們大都以此為苦，也不知所以然。當時我只覺得句讀挺有意思，雖然有時候也覺得不太從心所欲，但是並未以此為苦，可我也實在不明白您為什麼一定要我們自己做句讀。當時我想這也是做學問要從大原大本開始的一種功夫吧。

多年來，自慚書還是沒有讀了多少，不過，我想我開始慢慢體會您當年的苦心。看書自己做句讀，其實是一個積極的閱讀過程，讀者一定要採取主動，自行通過思考，跟古人交談對話，從而嘗試去體諒古人，瞭解他們的心事，最後在同情的瞭解的基礎上，掌握知識。這是謙虛的尚友古人。由於古文屬辭比事，變化多端，初學若能不嫌麻煩，不求急功近利，逐字逐句地自行句讀，假以時日，自然能夠慢慢體會到古人下筆行文時的心思和寓意。文章與屬意之間的關係和作者的特別風格，其實也只能於此揣摩領會。然而，這還是認知上的事。這種不急求現成效果的句讀功夫，正是古人講的浸淫和涵泳，日子有功，讀者漸漸便會養成一種耐心和習慣，甚而培育出沉潛的性格來。這是敬的功夫。這也許就是宋儒講的讀書可以變化氣質的道理。您以前說過，宋明理學不是口頭上說的事，我們只管踏實去做就是了。我想您督促我們讀書從句讀功夫做起，就跟您教我們學書法要從懸肘臨摹石鼓文開始，大概是同一道理吧。您常說學問不在紙面上，我想這大概也可以算是一種證明吧。現在我教研究生，要求他們看原典，不許看白話語譯，他們都叫苦連天，更何況是做句讀。世衰道微，江河日下，老師泉下有知，難免又會感慨萬千。

上您的課，常常有一種強烈的逼切感。這一方面是自發的學如不及，一方面是我覺得您好像有一種時不我予之感，不知何時何日可以看到後生果然可畏。老師上課天馬行空，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初學者可能會覺得茫無頭緒，無所適從，可是只要他們勇於發問，而發問前又先經過一番深思熟慮，他們一定會收穫無窮。我知道您一直都是堅持不憤不啟，不悱不發的原則的。在徜徉學術的天際時，您不時給我們留下好像記不完的書名，叫我們有空的時候去“翻翻”。這些書目采古涵今，中外並融，而且不分門戶，綜貫百科。此外，您教我們學書法，您甚至還教過我們學靜坐。您並沒有堅持我們看書的先後，您只要求我們盡量四部並兼，廣泛涉獵，而又紮根于經史，奠基於《說文》。您要求我們先立乎其大，然後上下求索，下學而上達。您絕對不肯接受的是敷衍的態度；不肯花功夫做句讀，寫文章不用心，做事取巧就是隨便敷衍，就是不負責任。其實，您開的書目並不那麼多，比起您假定我們必須早已讀過的書 (如四書和四大奇書)，應該算是少了。您最終的目的恐怕是要開拓我們的眼界，要我們識大體，能辨是非，學會沉潛。這一切固然原於書本，但卻不限於書本。學問到底不在紙面上啊！

上您的課，或跟您閒聊，都讓我從意想不到的角度或場合親切體驗到知識是何物，學問是何事。我看到智慧的化身；我身受人格的感染。每次都有“虛而往，實而歸”的感覺。您的舉止言行，對於我這個年輕人來說，當時真覺得有點兒像莊子形容的大塊噫氣，萬籟自如，是一種難以言傳的美學經驗，實在充滿魅力。依著您指定的書目瀏覽，我漸漸看見經典中所講的道理，其實都是您活生生的體現。從您身上，我學會人生就是學問，生命的學問，同時，學問也就是人生。一個剛剛開始啟蒙的青年猛然覺悟到紙面上的學問果然是糟粕，可真是如飲醍醐。

相信樹仁的同學一定會同意，您最愛說的一個詞就是“聰明”。二十五年以前在樹仁，我驚歎您是絕頂聰明的人；今天自愧學問並無寸進，人生閱歷到底是稍微加深了一點兒，可我還是情不自禁地跟我教過的大學生說，我二十五年以前的一位老師是我有生以來親身所見最聰明的人。在您身上，我切身體驗到聰明為何物。“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這盪氣迴腸的詩句，我此生第一次受它感動，還是不期然在您窈冥希聲的大智裏發現的。您可從來不自詡聰明，而且更常常告訴我們別人如何聰明絕頂。您提過的聰明人其實也不少，不過近代人就似乎不多了，像章太炎、錢賓四、朱季海幾位前輩，屈指可數。我都緊緊記住，希望以後有機會好好細讀他們的著作，去認識聰明，去學習聰明。現在我閱歷漸深，除了更能夠欣賞您的聰明以外，我也進一步認識到您的有容乃大。

對於年未及冠，血氣方剛的大學生而言，您淵博的學問當然讓我們震竦。但是，就我而言，在〈古籍導讀〉課上，第一次聽到您在回答同學的問題時，用您的鄉音說了一句“不曉得”，當時簡直是發聾振聵。在我心裏，自小從中小學老師那裏得到的印象是老師是無所不知、無事不通的。所謂“一物不知，儒者之恥”。我更沒有想到在我眼中學貫古今、博通中西的湯老師，居然也有“不曉得”的時候。但我印象最深的還是您當時坦白地承認您的無知。回想起來，這是何等的自信，何等的平實，實在是“其愚不可及也”。您的一個教育原則就是學生絕對不可以欺騙的。要學您的淵博固然難，要學您的不知為不知，我想更是難上加難。您這份自信的謙虛，到如今還是我嚮往的目標。

我認識您的時候，您已經年屆花甲，不過您身體強矯，精神煥發，走起路來，健步如飛。同學們常常有“望塵莫及”之歎。您也好幾次跟我提到您年輕的時候愛鍛煉身體，清華裏那些好欺負別人的無賴學生看見您一身結實的肌肉，總是敬而遠之。我想您是一個好強的人，少年的您也許還是一個好勝的人；這是運動員千辛萬苦，務求比賽奪錦的一種好勝。您的好勝，其實是要自強，我想您自己取字行健，大概就是要勉勵自己要自強不息吧。我記得您最樂道的一件事。您說中學時候有一位好朋友叫朱季海；有一次課上要寫作文，朱先生下筆成章，不加句讀，當時您不能斷句。雖然您講這件事主要是想告訴我們朱先生天才橫溢，後來更成為章太炎先生的高足。每逢章先生公開講學，聽眾中如果有人提問，這位國學大師往往只是轉向朱先生處，漫不經意地說：“這個問題，季海跟他們講講吧。”可是，我總覺得您每次提起這件事，都在敍述中流露出您當年禁不住的自慚。您講這個故事，恐怕也是希望我們要知恥。您的自強，就是從您的知恥而來。老師您一生行己有恥；多年來您教導我們人不可以無恥，難道跟您少年時候這件逸事真的沒有關係嗎？

還有一件事，您只跟我說過一次，那是我二年級念您的西洋通史的時候。您說當年在清華，您是跟雷海宗先生念的西洋史。雷先生大概剛從美國芝加哥大學學成歸來，當時是清華最年輕的教授，老師對他也頗心儀，曾經主動找他的著作來看。可您的志向還不止於此，您竟然連雷先生文章中所引用的書籍全都借來看了。雷先生事後告訴您，他引用的書不必全看，光看他上課給您推薦的就夠了。老師的責任就是給學生預先篩選書籍，只給他們介紹必讀的精華。您恍然大悟。您給我們推介書籍，常常說生命有限，要爭取時間看最好的書，您又何嘗不是抱著同樣的苦心？不過，從這個件事我們也可以看出您是多麼的要自強啊。您曾經跟我們說，別人會的，我們一定要學會；別人不會的，我們也要學會。這是何等的心胸，何等的氣魄。

在大事上，您總是擇善固執，把持堅定；小事則無適無莫。至於名利富貴，還不能夠逗您那動人的莞爾一笑呢。您做事總是先往大處想，往長遠處看。讀書您要我們取法乎上。從事教育，您當年曾下決心選擇任教於金陵女子大學，因為您覺得中國的前途，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母教決定的，所以，您希望先將所學傳授給未來的母親。您還說過尊重小學教師的政治領袖最是高瞻遠矚。您的外孫準備到美國留學，他喜歡外交與環保，在選擇專業的時候，魚與熊掌，猶疑不定，於是請教外公。您問：“如果美國的外交政策對中國人不利，你會怎麼辦？你忠於美國的外交，還是忠於自己是中國人？在外交政策方面，你認為美國會相信一個中國人嗎？”外孫明白利害所在。然後您又補充說，“你讀環保，即使將來沒有什麼作為，至少自己不會做壞事；做外交便肯定落在兩難的局面了。”結果，外孫自己決定選讀環保。您的指點是何等瀟灑。您尊重別人自己的決定，但您的扣其兩端，卻又讓請益的人謂我自然。您能使後生自在，不其然乎？

您平時看書，除了各種已鮮為人知的古籍外，其他包羅萬有，天文地理、時事經濟、自然科學、考古宗教、飲食醫藥等等，層出不窮。最能引您入迷的恐怕是間諜份子的真人真事的回憶錄，您總能見微知著，通過情報特務的性格行為以及他們的種種遭遇，從而窺見美蘇、中東或者歐洲各國的政治內情和世局的變化。類似種種，您只是閒話家常。您常謙虛說您讀書所見，前人都已先得您心，所以您始終不肯著述，甚至連“述而不作”都不願為之。不過，我想您的學問其實就在您平時待人接物的日用云為中，時刻都給人無限的啟發和誘導。記得有一次，您談到國內生產的手工刺繡，情緒激動異常。您說這些刺繡巧奪天工，但是輸出國外，售價菲賤，可每一幅製品，卻耗盡國內一個年輕少女幾個月的目力、心血和精神。這是最不人道的事！您還說這也是中國不振的原因之一。這是您過人的睿智和悲天憫人的情懷。我們有幸的及門弟子，追隨您學習，身入無盡藏，可惜限於學識經驗，不懂得亦步亦趨，自然難免買櫝還珠，甚至更空手而回，唯一享受到的大概就只有當時親覿謦欬，如沐春風的自在自適以及您給我們人格上的感染和默化。這是您在人我德性的共同處做學問。知人論世，倘若同學們能夠從老師的種種真情的自然流露，瞥見老師的為人和學問的致用，大概還不至於會感到萬古如常夜吧。《中庸》上說：“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我在字裏行間，看見您的影子。

我自己僥倖在大學裏渡過不只半生的歲月，從學生而人之患，因種種關係，認識了不少學者教授，但是，我總覺得他們心迷於著述出版，多半未能透悟真正的學問不能脫離日用人生。他們大都為他們所追尋的學問所轉，而沒有力量、氣魄、見識去轉他們要追尋的學問。他們往往自限而困身於學院裏，或者是書本上，眼光裏看不見學問無所不在的現實人生，他們的眼裏，往往只看到自己學術界的同儔和自己出版的前景。至於他們做出來的學問也往往流於您所講的“紙面上的學問”，只是土梗而已。慧能說“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我想現代的學者還是應該好好讀一讀您當年在〈古籍導讀〉要我們看的《六祖壇經》。

老師您跟他們很不一樣。您翳眚的眼睛一視同仁，販夫走卒，市井媼叟，僧俗工商，您都樂意跟他們打交道。有一位信光法師，德國人，大約五十來歲，諳梵文，原來在本國修讀佛學，正在準備寫博士論文的時候，忽然悟到佛理並不在他要寫的學院論文上，於是放棄學業，毅然出家，轉輾漂流到香港來。他在越南難民營替難民奔波工作，還幫助他們學習英文。法師堅守午後不食之戒，每次來訪，老師都招待他喝一杯“好立克”。法師對中國文化也頗有認識，他常常逛舊書肆，買到什麼好書，就會登門送給湯老師。有一次我回香港，大概是八七年的事了，正在寫博士論文，老師特別約我到家裏，要介紹法師給我認識。法師雙目炯炯有光，十分銳利，他看你的時候，好像可以徹底看穿你的心似的。法師不苟言笑，跟老師談話，上天下地，時而佛學，時而世情。有時候，他還會力爭，而湯老師只是一貫的從容。不過，我看他對湯老師，倒是欽敬得五體投地。其實，老師對您遇到的所有人都客氣非常，特別是那些勞苦大眾，您對他們的誠懇的態度使我不期然想到孔子說的“祭神如神在”的心情。這些人當然都不是神，但在您心裏，他們都有德性，因此，您總是恭恭如也，而更重要的是這些人跟您溝通的時候，都是那麼自然親切。這難道不是大學問嗎？孔子所志慕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的境界，其是之謂乎？其是之謂乎？

有些同學也許由於語言關係，或者其他原因，覺得老師道貌岸然，不可親近。其實，只要同學能抱著一番赤子之心，不恥下問，您可真像孟子一樣來者不拒的。您又會想盡辦法鼓勵我們，提攜我們。好幾次，您跟我說，我現在讀過的某一方面的書比您同年的時候讀過的要多了。您這些溢於言表的扶掖，我心裏都很明白，而且我相信我們每一個同學都一定領受過您給他們獨特的溫暖人心的嘉勉。您是名符其實的因材施教。但是，您公私分明，課堂以外，您總是以朋友看待我們，而您對我們這些忘年之交的照顧又是那麼無微不至。您不但善解人意，而且機鋒辯捷，正言若反，幽默風趣。每次聚會總會給大家帶來不少的歡笑。旁人看見一群年輕人圍著一個皚皚白髮的老頭，更又如何想像到真人不露相。我常常想，香港數百萬人，究竟有誰知道在九龍城日益破落的一所房子裏，隱居著一位俠骨柔腸，大仁大勇的智者？

這位智者早知不能用於天下，他深知這是存乎天的命，進取的狂情於是退藏於密了。他隱居以求其志，這是他不忘存乎己。最後，他希望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事存乎天人之際，也許就是他中歲以後所悟的道理吧。他一直相信學術是天下之公器。對於他的學生，他勿忘勿助，大概他已經知道這是知其不可而為之了。

哲人其萎，一代之典型已去。湯老師，雖然您的思想比我們這些現代人還要現代，還要全球化，可在我心中，您始終屬於一個不屬於我的時代。我企慕那個時代，但那個時代好像已經隨您的溘然辭世，也煙消雲散了。

湯老師，假如有來世，我還是甘願為您執鞭。我有幸此世和您結下半生緣，只可惜我一生總是魯鈍，當時沒有能夠學到您的精彩。可憐開謝不同時，交臂而失之，除了怪自己淺陋，夫復何言？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寫著寫著，筆端不期然溢出李義山的無題詩句。湯老師，從此以後，不知我的精神又何所安仰呢？

再見了，湯老師………再見。


2001年三月杪於獅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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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湯老師登假，同學們要出版紀念文集，我覺得情之所鍾，悼念自然難免，但最重要的是讓後人知道老師其人，他的性情、學問和抱負。我自從八二年赴美深造，由於生活和學習的關係，一直都沒有再用中文書寫，甚至是一般的應酬文字，大多還是以英文為之。負責籌備文集的同學要我寫一篇紀念文字，還懇請替湯老師寫一篇傳記。我想要寫點兒感想，勉強還可以。至於傳記，一是缺於文獻，一是自己文字生疏，實在不堪勝任。後來想到湯老師恩同父執，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所以就不愧汗顏，勉為其難了。畢竟是近二十年不彈此調了，屬辭比事，力不從心，難免邯鄲學步之譏。尚望老師不會因為我不長進而搖頭歎息，用他親切的鄉音，又再說一次：“Mr. Lao, 不的，這樣寫是不聰明的！”重要的是，但願讀者能通過拙文，想像老師為人、胸襟和氣象，甚至引起仰止之思，而切勿以文章之低劣，訾笑老師教導之無方為幸！

*原刊于《席散，新月在天 ── 湯定宇老師紀念文集》（香港：阿湯圖書，2001年），頁129-143。

湯行健先生傳略

沒有湯老師，絕對沒有今天的我。下文撰於二〇〇一年四月，轉眼又近八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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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姓湯，諱定宇，字行健，洋名喬治 (George)，江蘇崑山人。乙卯年七月二十八日 (公元一九一五年九月七日) 生。有一姊一弟一妹。先生乃長孫也。其先奉信耶教，乃祖頃畝無數，家頗富裕，惟乃父不肖，幾敗祖業。洎先生成人謀事，竭蹶以供，營全家生計，而卒不能振其窮。為人豪邁，尚氣節。少時深恨日本侵華，陵藉國土，遂堅拒日貨。油傘或未便焉，人且不堪，而先生猶樂用之。見者或怪之，而先生不顧也。其排日之情，垂老不改。中歲竄身香江，削跡九龍城而所任教之書院，遠在港島，舟車往復，動輒四小時，惟日資地下鐵路，頗省便快捷，先生未嘗乘焉。

弱冠即有濟世之志。初入東吳法學院習法律，未期，乃悟救國之道非法律所能為功，遂棄業，轉投清華大學，治史焉。時碩學宿儒，萃集京師，陳寅恪、錢賓四、顧頡剛、雷海宗、張蔭麟、朱自清諸氏，先生嘗從學焉。後入金陵大學研究院，又從蒙文通、李小緣諸師遊。李氏惜其才，憐其清貧，乃資助書錢，並加誘掖，遂撰成碩士論文，題為《東漢尚書制度考略》。

居有間，獲一職，得廁蔣介石參謀之幕，親友畢賀。履職未久，屢上書獻計，悉不見覆。無奈，於是請示上司陳氏，乃婉告謂計議不可呈，恐犯上意。遂知大事已去，即辭隸，若棄泥塗。亡何，陳氏竟殺身殉職焉。先生能揆是非，辨真妄，知及仁守，未嘗輕以身許也。

後執教上庠，已而倭夷入寇，鈔略華東，戰禍日烈，遂隨校西遷四川華西壩。時諸校合并，西南聯合大學成焉。於是邂逅程天賦女士。程氏亦嘗受業賓四先生，好俠義，常濟人之厄。先生與程氏於丙戍 (1946) 結褵。十有五載而離異，弗克偕老。

國共內戰，方內土崩魚爛，城郭人民，載遭兵燹。先生睹蒼生蹇困，國軍衣糧不給，無心戀戰，顛沛如餓莩，益信國民黨敗亡有日矣。神州陸沉，姊妹親戚皆先後移居臺灣，而先生未克脫難。未幾，土改事起，方其時也，僅免刑焉。遂虛與委蛇，未敢畫地而趨；深根寧極，以待時命，倏忽有年矣。後攖重疾，得離故土，苟延性命於香江，抑亦幸矣。

時英人殖民斯地，先生因渡江之故，得遇英政府一官員，過從日久，竟成知交。一日，其人謂之曰：「相識以來，觀焉察焉，知足下洵非共黨間諜也。」於是慫恿再三，冀其為英廷盡忠也。先生辭謝，其言剴切至誠，曰：「蒙君錯識，然僕生為中國人，終不能效忠不貳於英廷也。」於斯時也，先生人地生疏，生活清寒，於一布廠充文書，強可餬口而已。其志節可概見矣。

初，賓四先生避赤圖南，欲起斯文，乃與張丕介諸君籌辦新亞書院，草創艱棘。後先生來港，重拜賓四師於九龍，因教授西洋史於新亞焉。庚戍 (1970)，文革肆虐，人物凋零，文心蕭索，又豈獨古蹟文物之滅絕而已哉？胡鴻烈、鍾期榮伉儷苦心孤詣，欲挽狂瀾既倒於香江，高掌遠蹠，遂創立樹仁學院。先是，鍾氏嘗主法席於國內，後移居香港，任教浸會書院，與先生同事，敬其為人而服膺其博學也。至是而邀先生主文史系焉。時賓四先生定居臺灣，勖勉先生及何蒙夫諸同仁，綿延斯文未絕之薪火。自是托志皋比，寄情桃李。其所設定之文史課程，主博通而務必尋源溯流，經史諸子，中外文學，無所不包，遠勝官辦之大學也。而尤切望諸生之究心於經世大道，汲引之如不及，溢於言表。又虛懷若谷，涵容异見。樹仁文史，濟濟多士，如吳天任、溫中行、潘小磐、戴博榮、黃思騁、石磊諸儒，各擅勝場，蓋先生所延攬也。先生講課最空靈，縱談古今，諸生不覺欣然移時也。

又待人接物，恂恂如也。洞燭人情，常懷寬恕。喜賓客而門庭若市。吳梅村有詩云：「不好詣人貪客過，慣遲作答愛書來」，先生耽之，蓋自況也。服食儉素，至供賓客，必豐必周，自內外宗黨，下及諸生萌隸，待之悉有恩禮，獨不喜應貴介。

讀書最有卓識，或勸之撰述，則曰：「無所發明，且貽笑後生。吾復何為？」善書，能詩，然不多作。顧其蚤歲詩文多散佚，可得而觀者，抑亦鮮矣。今傳世者，僅短文律絕十數篇，多為謀食之作，故皆署筆名。蓋韜光香港，依隱作達，不欲為世所知也。企望神州，無日忘之。嘗觀畫有感，撫景念舊，作詩云：「零葉經霜獨鬥寒，遙黛賺得小窗開。分明倪老蕭疏意，夢裏家山畫裏看。」其思鄉之情，亦足哀怨矣。

嗚呼！先生縱覽六藝百家之書，兼通西方學術而旁及釋氏。論者輒以淹博推許，固未識其為人也。蓋生當亂世，家憂國恤，而秉大義，抱微尚，好學而至老不倦，目雖眚猶孜孜焉，初非欲求博雅也。乃欲學究天人，貫通古今，身遯南海殖民之隅而心存宇宙人文之變。祖國之盛衰，山河之分合，世局之升沉，民生之否泰，未嘗不心有慼慼然。其胸有千古，特立不撓，故目光如炬，浩氣沛然，而不為俗屈。嗟乎！先生雅不欲以書廚自見也。又峻節冠儕輩，志存孤竹，甘效黔婁，或不諧於俗士。先生性情中人也。雅好文學，不獨慕其經國之大業，更愛其刻劃人性感情之細微，又豈可以中西古今囿之哉？

以戊寅年十二月十七日 (公元一九九九年二月二日) 喘病卒，享年八十有四。女程岩，行商，磊落有節度。外孫二人，王逸、王諒，俱負笈海外。

論曰：昔者尼父美子賤，足徵魯有君子。今先生避亂英界，歎比接輿；厲風瘴海，志踵幼安。然而沒世而名不稱者，固乃非其運遘陽九而適見世衰道微耳。嗚呼！天下無道，聖人生焉。哲人其萎，典型日遠，而今以後，斯焉取斯，斯焉取斯！

觀乎人文

記憶所及，此文大概見刊於2006年2月吉隆坡《南洋商報·人文版》。 倏忽三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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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一詞在華夏文化中歷史悠久，最先見於《易經·賁卦》。《賁卦》的《彖》辭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由此可見，古人是天文與人文並言的，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這一點必須注意。

觀天文，所以察時變，而察時變的目的又在於改善人群的生活。春耕夏作，秋收冬藏，對於農業社會的古代中國，四時變化的關鍵意義自然不言而喻。然而，季節的變化在在影響著人的生活，非獨民生一端而已。

古人祭祀以時，春蒸秋嘗，各有禮樂制度的講究，這是人類大群的人文。再而人體的調理，繫乎陰陽之乘伏，五行之運轉，相生相剋，善於掌握，可以攝養衛生，這是個人小我的人文。

中國古人強調天人合一，正因為他們洞察天文人文之間的緊密相關，互為表裏，合則雙美，離則兩傷。現代人講究環保生態，其實頗合古人微意，然而未盡其致。保護環境生態，其實非獨與自然攸關，歸根究柢，自然存全，人類的生活方可以合乎群體利益，互惠共長，而最終自然亦會更顯人文的溫情。這正是古人“化成天下”之深意。換言之，天文之講究，其契機和最終目的其實在於完成人文。

以比喻言之，“天文”可謂現代人所追求的科技知識以及由此而衍生發明的種種物質方便、舒適和享受。簡言之，科技知識最終的目的在於改善人類的生活以及美化其內涵。天文顯然以人文為終極歸趣，而人文的成就最終又決定人類群體的福祉。“天文”由人而顯，而“天文”之真造就人文之善與美，真、善、美合而為一，此之謂天人合一，此之謂“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徒具真理，而善美闕如，天下固然不足以化成，個人的生命亦幾乎不可想像了。

就個人而言，我們不能只盲目順從“天文”而生活，科技知識可以滿足人類的物性，而不足以陶冶人類的心靈。心靈的生命即是人文；沒有心靈的生命，雖具人形，而實不足為人。性靈的發展是一種自我追求圓滿的過程，人之所以為人，關鍵在此。性靈的自求圓滿與物欲的饜足並無直接關係，但卻可以相輔相成。

舉例言之，科技可以讓人環遊世界，當今全球各地旅遊事業蓬勃，這是“天文”發達所致，然而，遠遊博覽天下之心卻由於性靈自身的欲求。芸芸遊客各具色相，境界不同，此正可見人文修養的高下。進而言之，目下“天文”的發達更臻至核子技術的開發，然而，如何利用核子技術則決定在人類的心智和性靈。一言蔽之，“天文”的價值全在乎人文的修養和境界。

《尚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人心若死，天之聰明無從得見。“天文”對人類的啟示和利益，完全取決於人類自身的聰明。人類聰明的具體顯現就是“人文”，因此，人文不彰，足見人心瀕死。由是觀之，莊子說“哀莫大於心死”，對現代徒知有“天文”的眾生，不啻是當頭棒喝。

上古伏羲氏仰觀天文，俯察地理，最後畫成八卦，遂生文明。古人尊奉伏羲為華夏文化之始祖，八卦就是天人合一的體現，也即是人類自身聰明的結晶。文化由人開創，而人類社會的禍福，甚至其未來，最終依然由“人文”來決定。這正是《易經》“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智慧。

〈人文版〉的功德

三年前，吉隆坡《南洋商報》副刊開闢了一塊瑰麗的園地，名字叫《人文》。此事雖小，但我覺得，對於馬國華人的人文素養的培育，其意義極爲重大。園地是公開的，但負責人有雅量，不嫌棄我算是異鄉人，邀我撰稿，每月一篇，我欣然應諾。版開不久，讀者便熱烈討論何謂人文，我當時也湊熱鬧，略盡綿力，不過，依稀記得當時好像稿件過多，拙文無法與讀者見面。也許我誤記了。2009年3月2日追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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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飛君問“什麼是人文文章”，我覺得這種問題其實不必深究。也許從“人文”版編輯的立場而言，何謂“人文”大致上應該有一個定準，否則讀者來稿，採用與否就不易決定了。但這只是實用的需要，至於到底何謂人文，我認為編輯先生倒不必預先界定一個明確的義準，因為這本來就不應該是人文版的目的。

逸飛君認為人文文章不外包含文、史、哲、藝幾方面的文字，這固然是事實。不過，出於實用的需要，文藝創作盡可以不在人文版考慮之列。散文、小說、詩歌一類的文字《商報》的副刊本來就有特闢的園地；人文版的目的不在於培養讀者的文藝興趣。再者，人文版的文章似乎應該以議論性文字為主，也許強調反思更勝於直覺。當然，反思和直覺並非互不相容的思想表達方式。

所謂反思，這裏主要是指作者將個人對事物世態的觀感和感觸，經過反省思考而逐漸形成的一種印象清晰，條理分明的見解。在理想的情況下，這種見解應該與籠統直覺的看法有所不同。直覺的看法往往限於個人的經驗，儘管可以得到廣泛的同情，但卻未必能夠成為公眾可以理性討論的議題。如何表達自己的見解當然牽涉到作者的文字功夫，但這與文藝創作不同。鑄句修辭，織錦裁篇，造化雕龍，凡是對文字藝術稍有修養的作者本來就無不致意用心，討論人文的作者更應如此。杜甫所謂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本來也並非只是針對詩歌藝術而發的感慨。

理性討論是人文版的作者思想交流的原則，而人文版的內容盡可以寬泛，從空間而言可以中外不論，從時間而言可以古今不分，從內容而言，舉凡有助於培育和發展人心、人性、人德的文字都應該無任歡迎。

“人文”的定義並非來自字典詞典。所謂“人文”其實就是足以紋飾人類的花樣。舉例而言，紋身就是名副其實在人身上繪畫的花紋。世界各地不同文化中盡有不同的紋身風俗和習慣，而紋身的意義也可以不盡相同，然而，花樣儘管差異，但紋身之所以為紋身則四海皆然，並無異議。

“人文”也可說是一種紋身。“人文”來自人的生活經驗，但卻並非純粹的生活經驗；“人文”是生活經驗的反省、總結和昇華，也就是文化，人的文化。舉例言之，渴而飲，饑而食，這是人類純粹的生活經驗，但如何飲，如何食則可以大有講究。這是人類經驗累積以後，經過反省而來的提升。飲食就是一種人文。

生活經驗必然因時因地而有所差異，換言之，“人文”必然都有其獨特的歷史情境。每一段獨特的人文經驗歷史就是一個文化傳統，不同的文化傳統必然有其共同之處。在孕育人文經驗的傳統裏，人文其實就是人之所以成為人的價值標準。欠缺人文的人就是欠缺修養和品味的人。在必須要有紋身繪畫在身的社會裏，“皮光肉滑”的人就是沒有“人文”的人。欠缺了人文，人就可謂不足以為人了。

誠然，跟紋身一樣，殊異的人文經驗也必然有其共同相通之處，因為所有的人文經驗都是人的生活經驗的昇華。人類歷史在在證明人類作為物類的生活經驗比任何一個個別的文化傳統遠為博大，因為人類的總體生活經驗原來就是個別文化傳統交流會通而成的。

在個別的文化傳統之內，人文固然包括如逸飛君所講的文、史、哲、藝，但卻不必囿限於此四者。建築、法律、經濟、醫藥以及各種分門別類的科學無一不是人文的內容，因為這些學問都是人類生活經驗的昇華。我們固然不必都能夠鑽研這些專門學問，但這些一般人認為是人文以外的學問，其實也是人文的重要內涵和標誌。對於屬於廣大群眾的門外漢而言，這些專門學術領域以內的專家更應該跨越自己的學術界限，積極與門外漢溝通交流，共同塑造本地特殊的人文。這是全國上下每一國民應有的文化義務。樂意肩負如斯的文化義務就是今天馬來西亞人的一個“人文”標誌。

今日馬來西亞有其獨特的歷史情境，目下社會需要怎樣的人文，這必須是全國的有識之士的共識。願大家共同努力，支持和耕耘人文版，為塑造本地特殊的人文竭盡一份力量。

赤壁不是“她”的故事

後現代主義雖然是一種學術立場和信仰，但跟我們當代的生活也密切相關。事實上，後現代主義也可以說是近幾十年來現代生活在學術界的一種折射和結晶。

後現代主義的一種基本精神在於警惕人們，真理的本質是不穩定的，也可以說，真理根本就沒有不變的本質。既然如此，真理自然可以有多元的解釋。

長期以來，大家都認為歷史即事實真相，放諸四海皆凖，但從性別角度觀察，現代學者就指出，歷史不外是代表男性霸權的一種論述，因此，歷史只是“他”的故事(history)，而不是“她”的故事（her-story）。沒有女性聲音的歷史不能算真實的歷史。性別主義既是後現代主義的養料，同時也得到後現代主義的孕育。

歷史一旦劃出一道性別分水嶺，它的真相本質就很容易遭受質疑，甚至顛覆，至少表述歷史的形式、手法以及媒體就自然變得多元化。從前好像只有專業的歷史家才有資格撰寫歷史，如今，歷史固然不獨是“他”的故事，而“她”的故事聲音似乎更響亮。歷史不再只有筆錄，現在也可以口述錄音。歷史更可以用圖像和電影呈現，繪聲繪影，如在目前。

赤壁之戰是中國歷史上一場罕見的以寡克眾的戰役，事載史乘，信而有徵。明代羅貫中運用他羨人的才智，在《三國演義》中闡說了另一段比真實歷史更為生動有趣的赤壁風流。這篇膾炙人口的歷史小說，流傳數百年，影響所及，今日竟然以巧妙的電影形式，重現觀眾眼前。

吳宇森《赤壁》一戲，依據《三國演義》，踵事增華，虛構出諸多人物與情節，在孫權、劉備與曹操之間大義凜然的剿賊和征伐的言辭交鋒中，平添了一段曹公魂牽夢縈的非非之想。電影中，曹操原來痴戀周瑜之妻小喬，橫槊江上，振振有詞，名為捍衛漢室，實則欲橫奪周郎所愛，把攬美人而歸。於是，問鼎漢家的野心變為覬覦人婦的幻想，由此便造就出周郎與小喬一番溫馨細膩的閨情，穿插在兩個多小時充滿血腥的刀光劍影的影片中，無疑注入了一絲溫柔氣息，給觀眾一個稍微紓壓的機會。無怪乎飾演小喬的林志玲說，她的角色有穿針引線的作用，而絕非一口花瓶。

依正史講，漢末皇綱失墜，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征討各方逐鹿之豪傑和梟霸，雖然他假公濟私，居心叵測，但無論我們怎樣嘗試顛覆歷史，赤壁之戰畢竟是“他”的故事。

事實上，羅貫中也並沒有真心想從性別角度顛覆歷史，關於赤壁一役，《三國演義》中的曹操一如正史中的本色，征劉備，伐孫權，胸中只有他夢想的曹氏江山，而絕無喬姓美人。可是，在小說中，諸葛亮為了說服周瑜聯兵抗曹，誑言曹操虎視江南，引百萬大軍南犯，目的只在擄取江東二喬北歸，置之銅雀台，以樂晚年。

孔明的話有何根據？原來曹操確曾在鄴城興建了銅雀台，內置宮妓，以為宴戲作樂之地。台成後，他的兒子曹植還特別寫了一篇有名的〈銅雀台賦〉，歌功頌德。然而，小說家筆下的孔明，篡改曹植原作，更無中生有，添了這樣兩句：“攬二喬于東南兮，樂朝夕之與共。”歸根究柢，這是羅貫中的妙筆生花。他虛構的周郎心胸狹隘，識見十倍于他的孔明於是乘虛而入，挑撥利害，借篡改的詩文，激怒周瑜，以堅定他作戰的決心。如此，赤壁戰焰未起江上，周郎妒火已焚心中。必須強調，這只是孔明冤枉曹操的激將法。

事實上，煙熏赤壁，時在208年，而銅雀台建於213 年。核對史實，小說中孔明的說法，不攻自破。

唐末詩人杜牧早寫過一首題為〈赤壁〉的七言絕句，詩云：“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杜牧意謂，當年如果周瑜不是僥倖得到東風及時之助，江東早為曹操征服，而大小二喬當然也就淪為俘虜，役身銅雀台中了。但這是詩人對赤壁之戰勝負關鍵的見解，而加以浪漫的表述。這是詩人的特權(poetic licence)。

羅貫中似乎受到啟發，他筆下的孔明遂把詩人的浪漫抒情，轉化為曹操的征吳動機。不過，儘管他只是寫小說，他並未以自己的聯想為歷史詮釋。赤壁之戰的心理解釋最終只是出自虛構的孔明口中權宜的謊言。

畢竟，赤壁不是“她”的故事。

第一副春聯補注

初撰《也談中國第一副春聯》時，由於篇幅所限，有關孟昶其他種種，未能細談，今在此補錄一節如下：

儘管一般認為，孟昶“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一聯就是中國第一副春聯，但異說並非闕如。按：明曹學佺《蜀中廣記》卷一百三〈詩話記第三〉引何光遠《鑒戒錄》云：“孟蜀毎歲除日，諸宮門各給桃符，書元亨利貞四字。時昶子善書劄，取本宮策勲府符書云：‘天垂餘慶，地接長春。’（宋太祖）乾德中，伐蜀。明年蜀除。二月，以兵部侍郎呂餘慶知軍府事，以策勲府為治所。（宋）太祖聖節又號長春，此天垂地接之兆也。”按：何光遠，孟昶廣政初年任普川軍事判官，《四庫全書》《鑒戒錄》提要謂“其書多記唐及五代間事而蜀事為多，皆近俳諧之言，各以三字標題，凡六十六則”。又《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十四介紹此書說：“《鑒戒録》十卷，蜀何光遠撰，凡六十六條，皆以三字標題，名為鑒戒，實則雜記唐及五代雜事，多詼嘲神怪之談，不盡有闗於美刺。”雖然提要說書中有誤述之處，但有關春聯的記載，無論如何都可備一說。

中國第一副春聯

春節過後不久，有本地專欄作家在《聯合早報》撰文，談到春聯的起源，讀後頗有感觸，寫了一篇短文回應，獲刊於《早報·言論版》，不過，拙文面目全非，連題目也遭刪改。身為作者，我實在無法想像如此的文字出於自己的筆端。其中，第八段中“接受產業”一語，簡直不可思議，令人啼笑皆非。我的學生告訴我，他讀到報上刊本，感到非常疑惑，而自信可以寫得比我更好。我感謝他的坦率。今移錄原稿及見刊版本，留取一笑。

原稿

也談中國的第一副春聯

近日本地提倡讀報學華文，報章有關中華文化的論述，更應務求信實。彭世灼先生〈從舊習俗看新春意〉一文（見2009年1月24日《早報·言論》版）說到春聯的起源。彭文謂春聯的起源，“說法多種”，這也許是實情，但作者所舉的例子則似可商榷。

中國第一副春聯是否如彭先生所說，就是“福無雙至今朝至，禍不單行昨夜行”這一妙聯，姑且勿論，但他說此聯始於“八世紀的五代，著名書法家王羲之”，實在令人大惑不解。

王羲之（303-361）是東晉人，而五代則曆梁、唐、晉、漢、周，肇自西元907 年，訖於960 年，始終都在十世紀。彭先生說五代時惟八世紀，可謂失檢。至於王羲之，他當然不可能活在五代。如果第一副春聯真的出自書聖之手，那就必然是四世紀的產物。反之，春聯若始於五代，則王羲之決不可能是其作者，自然不言而喻了。

根據一般的說法，春聯的確源於五代，但卻出自後蜀國主孟昶的御筆。文獻記載，後蜀每年除夕，皇宮內每道宮門都掛上桃符，上書“元亨利貞”四字。元、亨、利、貞指的是《易經》乾卦的四德，自然吉利。至於蜀主孟昶本人的寢宮，每年也張貼寓意吉祥的桃符，不過，他卻特別命令宮中的御用文人代筆。有一年，學士幸寅遜捉刀撰詞，但孟昶嫌他的對聯文辭不工，因此親自命筆，題曰：“新年納余慶，嘉節號長春”。辭意可謂俱佳。後人大都以蜀主這一對對仗工整的聯句為春聯的濫觴。

只可惜中國歷史上第一副春聯也是年壽最短的一幅春聯，張掛了僅僅十一天。新春伊始，正月十一，趙宋大軍壓境，孟昶伏地求降。後蜀父子二世，凡四十一年，國滅。有趣的是，孟昶寓意吉祥的春聯竟然成為後蜀亡國的預言。

原來後蜀國亡後，宋太祖即命大臣呂餘慶往蜀收管新置的成都府，“新年納余慶”暗指新年甫至，蜀地將迎來“呂餘慶”。又宋太祖的生辰原來稱作“長春”，“嘉節號長春”不啻說蜀地將成為祝賀宋太祖誕辰的禮物了。

孟昶的春聯可謂一語成讖，但後蜀亡國更有先兆。後蜀之末年，文武百官騎馬，競執長鞭，人在馬上，鞭長垂地。至於婦人則爭相戴高帽子，稱為“朝天”。當時民間又流行一首新曲，名為“萬里朝天”，意謂“萬里皆朝於己”。這自然是重複了漢代同處中國西南的夜郎國自大的心態。殊不知，後蜀降宋，君臣淪為階下囚，一眾都要攀山越嶺，歷涉崎嶇，從四川遠赴京師開封，跪拜天子，真可謂“萬里朝天”了。

最後順便一提，孟昶自幼聰悟，有才辯，但為人專務奢靡，連他的溺器（也就是尿壺）都鑲嵌了七種寶石。由於酷愛藝文，他曾經命人把儒家經典泐刻於碑，稱為石經。後來考慮到石經流傳不廣，所以又改以木板刻經。今日學者推崇的宋代刊版書，實源於蜀刻本。這是孟昶對中國文化的重大貢獻。

可惜孟昶這一成就恐怕無法改變其母對他的失望。原來孟昶登位為帝，頗勤於政，邊境安靜，國內阜安，但後來他選將主管軍事，不聽母言，任命失當，最終為宋所滅。國亡，孟昶未能一死報國，受趙宋之封，甘為亡國奴。他身死之日，其母未為之哭，在祭奠上，但以酒酹地，說：“汝不用吾言，不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不死者，以汝在。汝既死，吾何用生為？”自此，他的母親便絕食至死。比起她的兒子，孟母可謂忠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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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報》刊本（見2009年2月7日《聯合早報·言論版》）

中国的第一副春联

　　
彭世灼先生《从旧习俗看新春意》一文（《早报·言论》版1月24日）谈到春联的起源。彭文谓春联的起源，“说法多种”，这也许是实情，但作者所举“福无双至今朝至，祸不单行昨夜行”这一妙联，是否为王羲之所撰，则无从考证。

王羲之（303-361）是东晋人，如果第一副春联真的出自书圣之手，那就必然是四世纪的产物。

不过，根据一般的说法，春联的确源于五代，即梁、唐、晋、汉、周，时间为西元907年至960年，始终都在十世纪。五代之后即为宋太祖赵匡胤统一天下。

文献记载，五代末期的后蜀每年除夕，皇宫内每道宫門都挂上桃符，上书“元亨利貞”四字。元、亨、利、貞指的是《易经》乾卦的四德，自然吉利。

至于后蜀国主孟昶（音“畅”）本人的寝宫，每年也张贴寓意吉祥的桃符，不过，他却特别命令宫中的御用文人代笔。

有一年，学士幸寅遜捉刀撰词，但孟昶嫌他的对联文辞不工，因此亲自命笔，题曰：“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后人大都以蜀主这一对对仗工整的联句为春联的滥觞。

只可惜中国历史上第一副春联也是年寿最短的一幅春联，张挂了仅仅11天。新春伊始，正月十一，赵宋大军压境，孟昶伏地求降。后蜀父子二世，经历41年而国灭，孟昶寓意吉祥的春联，竟然成为后蜀亡国的预言。

巧的是，后蜀国亡后，宋太祖即命大臣吕余庆往蜀收管新置的成都府，“新年纳余庆”，暗含将有一个叫“余庆”的人来接收产业。而宋太祖的生辰原来称作“长春”，“嘉节号长春”，那等于说蜀地将成为祝贺宋太祖诞辰的礼物了。

孟昶的春联可谓一语成谶，但后蜀亡国更有先兆。孟昶自幼聪悟，有才辩，但为人专务奢靡，连他的溺器（也就是尿壶）都镶嵌了七种宝石。此外，繁文缛节也特别多。

然则，由于孟昶酷爱艺文，他曾经命人把儒家经典泐刻于碑，称为石经。后来又考虑到石经流传不广，所以又改以木板刻经。今日学者推崇的宋代刻版书，实源于蜀刻本。让刻版印刷业兴旺起来，这是孟昶对中国文化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