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當然中的孔子

昨天看完偉達〈孔子是什麽？〉一文，今早花了兩小時草就一篇回應文字，題爲〈想當然中的孔子〉，投予《早報》，不知下落如何。姑先移錄於此：

想當然中的孔子

“孔子是什麼？”偉達先生在〈孔子是什麼？〉一文中提出如此的一個重要問題（見4月13日《聯合早報•言論版》）。

我的答案是：孔子是一個大多數現代中國人根本沒有興趣去了解的歷史人物。

偉達先生說，“現代人認識孔子不妨採取分析的態度，從三個層面加以入手：哲學孔子、政治孔子、心靈孔子，這樣才能比較準確地把握孔子及其學說的特色、影響和局限。”

要了解事實真相自然需要分析，而分析的方法盡可以多元。然而，分析必須言必有據，否則所謂分析，很容易便流為信口雌黃。一旦淪落此地，則所謂分析不但無助於公眾認識客觀事實，反而會混淆視聽，弄巧反拙。

要從“哲學”、“政治”、“心靈”三方面來認識孔子未嘗不可，而且從方法上來說，也有一定的見地。問題是，光有食譜，沒有食材，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偉達先生的大文除了斷章取義以外，論斷則毫無文獻證據，語意不清而推理又不合邏輯，他對孔子的看法自然難免讀者的質疑了。從撰作而言，我們當然不能要求報刊文章符合學術論文的標準，但說話要有證據，恐怕是任何負責任的言論都必需具備的起碼條件。

偉達說，“由於孔子教育人的目的過於‘社會化’，同時促成了‘學而優則仕’那樣貪重功利的人生取向誤區。”不知何謂“過於社會化”？過與不過，如何判別？也不知孔子有些什麼言論足以證明他提倡的教育會讓學生“過於社會化”？“學而優則仕”到底是什麼意思？此語在《論語》原文中緊接“仕而優則學”（《論語•子張》），兩句話先後有序，大有深意。而話中的“優”字，一般人都望文生義，誤解為“優異”的意思，偉達先生恐怕也不例外。更重要的是，為什麼“學而優則仕”就是“貪重功利的人生取向誤區”？用今天的話講，大學生當公務員從政就是“貪重功利的人生取向”嗎？

偉達又說：“孔子相信‘上智下愚’，即掌權者有智慧；而普通人是愚昧的，所以必須令其守規矩。由此，也就有了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觀點。後代儒學又依此發展出‘刑不上大夫’等原則。”他以法官的口吻，一口氣宣判了孔子好幾條嚴重的罪狀。

孔子說：“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論語•陽貨》），原意指人的聰明不等，有“上智”與“下愚”之別，這兩類稟賦特殊的人在學習上有難以改變的情況。孔子言外之意是，絕大多數的人都可以憑藉教育而改變自己，提升自己。可惜孔子對學生這番切合人情而又充滿教育熱忱的勉勵，在偉達先生的想像中變成了愚民的政治哲學。“掌權者有智慧；而普通人是愚昧的”，這樣不可思議的說法顯然不過是偉達先生對號入座，把他想當然的孔子思想，橫蠻地強加於孔子本人的言論。至於他誤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二語，又不知“刑不上大夫”的制度早在孔子出生以前已經實行，以及文中其他諸多類似的無根之談就不能在此一一細辨了。

一言蔽之，偉達先生儘管嘗試從“哲學”、“政治”、“心靈”三方面來認識孔子，但他的結論只有一個，就是“政治的孔子”。

“政治孔子”指的應該是在政治界活動的孔子，但偉達所見的卻是“政治的孔子”。也就是說，他把孔子徹底政治化了。他說：“孔子‘從心入手’的目的畢竟不是鼓勵自主選擇，而更多是為培養主動地遵從。孔子不否認制度的強化力量能使社會穩定，但更主張官員和百姓的心靈認知與主流統治價值自覺接軌，即所謂‘以德治國’。”“心靈孔子”忽然變臉，人心頓成政治。

顯然，不管孔子談哲學也好，談教育也好，談“心靈”也好，結果都殊途同歸，就是“政治的孔子”。偉達總結說，“孔子的政治價值觀及主張明顯是相當落伍的，因為他對人民的權利和力量，個體的自由解放，及人的發明探索能力等，很少認知和重視”。“政治的孔子”最終“使得封建傳統成為中國文化長期的“集體無意識”。

偉達先生的結論沒有一項基於證據，沒有一項經得起推敲。儘管他煞有介事，但他的說法並不新鮮，百多年來誤解孔子的人一直都如此控訴。唯一不同的是，偉達先生的言論反映的是當代許多中國人談論傳統文化時隨心所欲，信口雌黃的陋習和心態。

五四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偉達先生似乎頗為推許，然而，比起當時革舊求新的一代，當今的新世代看來是每況愈下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畢竟還是從現實生活中去批判孔子，而今天大多數人談論的只有自己想當然中的孔子。

歷史中的孔子仍然寂寞地長埋在歷史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