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晨”不變

跟許多地方一樣，新加坡人喜歡玩弄文字遊戲，報章頭條和廣告常常看到利用文字的諧音，製造一語雙關的效果，中英文媒體皆然。如果利用得當，引人聯想，固然無可厚非。實際上，英文媒體的情況雖然未必盡見精彩，但一般都差強人意。中文媒體則屢見弄巧反拙的例子。

最近早上囘學校，在巴士上都一直被一段麥當勞早餐廣告轟炸，頗生厭煩。今早又不幸遇上。

廣告有中英文兩個版本，在流動電視的螢光幕不停地間迭出現。中文版本的宣傳口號就是美味“一‘晨’不變”，意指廣告中人天天早晨都光顧麥當勞，享受它的美味早餐。“一‘晨’不變”當然就是“一成不變”的諧音。

然而，“一成不變”語出《禮記·王制》，原來指判案用刑必須戒慎，一旦犯人受刑，則死者不可復生，此謂一成不變。沿用至今，“一成不變”在現代中文有“不知變通”的貶義。也許麥當勞希望我們像俄國心理學家Pavlov實驗室裏的狗，一聽到鈴聲，就禁不住垂涎三尺，但如果我是顧客，我才不願意別人誤會我是個不知變通，一成不變的人。

大陸歌手魏晨在杭州東坡大劇院舉辦演唱會，宣傳口號是“一晨不變只因魏你”，異曲同工，效果也不見高明。

不知新加坡的廣告人是否受到大陸的同行的啓發？

問《易》求學

每年中文系的畢業同學，除舉辦畢業晚宴外，同時又編輯一部應屆畢業特刊，給自己和師長留下一份美好的回憶。這是浩大的工程，大家應該銘感。

近年來，同學都請老師為特刊提供文稿。對此，我從來有求必應，以爲鼓勵。今年，由於自己給同學的畢業贈言出於《易·乾卦·文言》，所以，我乾脆借此為文，略談治學的一些道理。其實，這些道理，同學如果能夠領悟，日後做人處事同樣可以運用。今移錄該文於此。

事實上，古書中直接或間接談治學的言論甚多，將來若有機緣，引申發揮，匯成一集，也許對學子未嘗無啓發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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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易》求學

古書中許多記載其實都是古人從生活中學習所得的經驗，這些經驗固然記諸文字，但卻絕非紙面文章。如果我們能夠以意逆志，活學活用，古人這些經驗記錄未嘗不可以視為有關學習和研究的指引。

比如，《易·乾卦·文言》有云：“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這段話原來是針對君子如何進德修業而說的。進德修業當然是一種學問，但培養道德的種種資源，其本身的性質卻並一定關乎道德的。換言之，古代君子學習的內容，也就是他們所修的業，不一定全都跟道德有關。學習可以是廣義的知識追求。如此說來，上述〈乾卦·文言〉的一段話，針對學習態度和研究方法而言，今天對於我們還是有一定的啟發意義的。

〈文言〉這段話共分四節，前兩節結合方法與目的而言，而後兩節則結合態度與實踐而論。四句話都有一個“之”字，指的都是學者最終追求和實踐的學問。

“學”、“問”是方法；“寬”、“仁”是態度。“聚”、“辨”是目的；“居”、“行”是實踐。

“學以聚之”，聚的就是知識、學問。這是目的。怎樣聚？靠學。“學”是一個會意字。學字在甲骨文（學）的造形分上下兩部分。上方是一雙手，正在以蓍草筮卦；下方則有一年輕人在几前觀察。整個字的構思意念是一個年輕人在觀察貞人（即占卜專家）示範如何筮卦。所以，學就是動手去做，而關鍵在於學者認真去模仿。“學以聚之”就是通過觀察和模仿，學習新的事物，慢慢累積新的知識。

“問以辨之”指的是在學習和累積新知識的過程中，學者不能抱著被動心態，而必須積極思考所學，主動提出問題，細加分析，明其本末，識其源流。否則，學者跟電腦掃描器並無本質上的分別，而實際功能卻不如。

“寬以居之”是接受知識的態度。寬就是寬容，學者不可黨同伐異，也不可自甘短淺。心胸眼界都必須求其廣闊遠大。對於自己不熟悉的學問，包括研究方法以及各式議論，學者都應該虛心瞭解，知其所由，知其所用，而更要知其所止。否則，學問未成，自己先畫地自限，日後必然難見遠大。

當學者建立了自己對問題的看法，或者完成了自己的一套學說，此時，他必須警惕，千萬不能自滿。自滿不同於自信。一個滿溢的杯子不可能再多注入一滴新茶。自滿就是學者先把自己的求學心靈注滿了，一切新知異見從此無由得入。自滿的人也可說是目中無人了。

漢代學者解釋“仁”字，說“二人為仁”，孑孓一身，難以見仁。又說仁是“相人耦”，耕田必須二人合作推犁。兩個說法相通，意謂仁德在人與人相處應對之間最能顯露無遺。學問何嘗不如是。學和問本身就預設了一個從學和請教的想像，所以，《禮記·學記》說：“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在分享自己的學術研究成果的時候，學者應該抱著“仁以行之”的態度。如此，學術交流才真有可能。二人真能成耦，不致成仇；以文會友，仁德才能顯露。否則，千慮一得，便沾沾自喜，甚至睥睨一世，則學問不足以成人，而反更害之。

學術交流以外，如果你為人師表，在授業解惑的時候，更必須“仁以行之”。畢竟，正如〈學記〉所言，“學學半”，這就是“仁”的精神。孔子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春風化雨與灌輸知識，到底是天淵之別。


2008年10月19 日午後
28日改定

畢業晚宴

昨晚出席應屆畢業同學舉辦的畢業晚宴，這是中文系的一個良好傳統。 據説，國大只有中文系有此一擧。

中文系的同學到底不太一樣。這其實不單是中文系老師的福氣，更重要的是，這也是新加坡、馬來西亞、甚至是中國大陸的福氣，因爲我們的同學大多來自這幾個地方。這些地方能夠孕育出這些深具性情的年輕人。他們是國家的重要資產和資源。

在國大工作十年了，除了去年休假，人在香港，每年收到充滿溫情的請柬時，心中都有一股暖意。十年來，也從未缺席。去年當然例外。每次在晚宴上看到一群即將畢業的同學，心中不禁泛起這個問題：自己在這些同學身上到底做了些什麽工作？這些工作，究竟起了什麽作用？

問題中又有問題，也許是更根本的問題。

這群即將畢業的同學，竟然有相當的一部分我從來沒見過一面。我當然不會教過每一個中文系同學，但我想，至少我也該在中文系、中文系同學會或校友會所辦的種種活動上，甚至是系裏的走廊中，見過他們的臉孔。但……沒有，沒有見過，沒有這個緣分。晚宴上，好多同學都只是陌生人。此時此刻，心中無奈繚繞。

摩肩而過，交臂而失之，這是現代人生活的縮影啊！

畢業晚宴讓我感到過去尚未完全過去，非常感謝中文系的同學。

也許，這一年一度的浪漫，可以易名為謝師宴，這當然並非要求同學謝我。事實上，易名不但名更副實，對我而言，更重要的是，這樣可以保留多一點過去。

useful resources

以下一個新網站，應該很有用。我沒有去看過，也不知道大家是否都能註冊使用。無論如何，不妨試試看。

H-ASIA
March 21,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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閲讀與讀書

這篇舊文也是大約三年前為吉隆坡《南洋商報·人文版》所撰。剛才重讀，略事修訂，原旨則未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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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由生活而來，自然也隨生活而改變。經驗本身的性質並無界限，經驗如何區分，如何類別，這完全由體察經驗的人來決定。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人對經驗的劃分和認識可以大異其趣，這就是所謂文化。事實上，即使在同一個文化傳統之內，同一類經驗在不同時代也可以貌同實異。這種隨時代嬗變的經驗內容往往在大眾不知不覺間從文字上反映出來；文字像一面鏡子，可以反映思想觀念細微的變化。

“閱讀”一詞，大約始自宋代，但此後並不常見。“閱讀”一詞的廣泛使用應該是二十世紀的事，因此，上世紀不少非以現代華語為主的重要辭典都沒有收錄“閱讀”一詞。“閱讀”原來就是手執書卷或文牘，注目觀覽之意，而閱讀的對象可以是文學作品，可以是報章，也可以是覓狗啟事、學生考卷或辦公室裏最令人煩厭的公文。事實上，古人“閱讀”的往往都是公文，連皇帝也不例外，如果聖上盡責，他每天都要“閱讀”大批奏摺。至於“讀書”，古人則別有寄託。

古代“閱讀”一詞只能作動詞用，但時移世易，現在我們的一份研究調查報告說，“喜歡閱讀的女人不容易發胖”。作為名詞，“閱讀”就是reading。現今“閱讀”宛如英文的read字。現代華文中“閱讀”一詞用法的演變暗示著，我們對“閱讀”這一觀念的瞭解實際上已經發生了變化，而這個演變也許反映了西方文化的影響。一兩代以前的人自我介紹的時候，往往會說“我酷愛讀書”，今天大多數人會說“我喜歡閱讀”。這並非僅僅是語言上的不同，而是觀念上的變化。

古人說，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讀書代表一種品格，一種品味，所以，古代社會上有“讀書人”這一流品。無可否認，讀書也代表一種身份和地位，所以，古人說，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

但讀書並非僅屬個人自己的事，所以，古人又說，讀書要能明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道理是屬於天下的。讀書明理就是要“讀書人”學會能夠通於天下人心的道理。魏晉之際的儒者皇甫謐一生慕道，他終日耽玩典籍，廢寢忘食，時人謂之“書淫”。有朋友擔心他過於用功，容易損耗精神，於是加以規勸，但皇甫謐借孔子的話回答說：“朝聞道，夕死可矣。”

總之，對古人而言，讀書無疑是一種包括知識、道德、人倫、性情的全面教育，因此，即使在現代華文中，“讀書”一詞仍然包涵全方位教育的意思，這依然是古人知書識禮的遺意。普天之下的華人父母無論生活如何貧困，都務必為自己的子女供書教學，可見書的文化意義非同凡響，儘管在科技發達、互聯網貫通全球的現代社會，這一觀念也漸漸改變。

在今天的社會中，“唯有讀書高”的講法固然早已是明日黃花，但最可惜的是，連“讀書人”這一個流品也似乎在大眾不知不覺之間變成博物館裏的標本了。今天我們心目中，我們嘴巴上都只有“知識份子”而已。對古人而言，書中自然有知識，但書中不僅有知識。閱讀固然也代表一種品味，但今天大家熟知的所謂閱讀卻並不能夠代表什麼品格。閱讀更多的是個人的嗜好。閱讀雖然可以有利於個人知識上的提升，但也並沒有什麼全方位教育的意味。父母期盼子女讀書成才，而不會只希望他們學會如何閱讀而已。

讀書人求明理，而道理是天下人心所同，所以，讀書人有他們共同閱讀的書籍。共同的書籍合起來，代表的正是一套共同的文化理想。相比起來，閱讀似乎更多是屬於個人特別的興趣，各適其適，不必求同。如果真有雷同，那大概是共同趨騖的時尚暢銷書。閱讀並不奢求什麼文化理想，閱讀基本上只是個人的生活消遣。西方社會上有各式各樣的讀書會，這個現象說明，閱讀跟游泳、下棋、慢跑一樣，原來就是一種個人興趣或者需要而已。

有趣的是，讀書會其實在古代中國也有很長遠的歷史，至少北宋就開始出現了，當時稱作書社，或叫課會，關鍵都在書上。今天我們改叫讀書會，從名稱上來看，精神似乎仍然相承不變，然而，事實到底如何則不得而知了。有一天，當讀書會改稱為閱讀會，也許讀書會也會像“讀書人”一樣，可以列為歷史文物，讓知識份子和有興趣“閱讀”的人茶餘飯後，在紙上參詳研究，輕輕鬆鬆，在“閱讀會”的歡笑聲中，消磨一個納悶的晚上或者半天無聊的光陰。

小泉的遁詞

又一篇舊文。

本文曾刊於2005年6月2日新加坡《聯合早報·言論版》及同年7月3日吉隆玻《南洋商報》，後者出版時文字經編輯刪節。拙文當時被鳳凰衛視的網站轉載，在中國大陸引起不少讀者的回應。

下周開始要講中國散文選這門課，我負責唐宋部分，其中選了歐陽修的〈瀧岡阡表〉，這是一篇我非常喜愛的文字，每次重讀，都受感動如初。想起永叔先生這篇文字，於是找出拙文上載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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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美國總統雷根在其國情咨文中，忽然引用《老子》“治大國若烹小鮮”一語，當時傳為美談。有人甚至發奇想，以為此後美國治國方針將會轉向中國老子思想方面來。

最近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在眾議院為參拜靖國神社作辯時，引述了孔子一段話；根據外電報導，原話為：“But remember the saying by Confucius: Condemn the offense, but pity the offender。”據云，華文媒體將小泉此語分別譯作：“惡其意不惡其人”、“恨罪不恨人”或“憎其罪不憎其人”。小泉的意圖絕對不是要稱讚孔子的思想。

日前，公孫笑君〈小泉“大話”孔子〉一文（2005年5月29日《聯合早報·天下》）指出，小泉所引孔子之言並非出自《論語》。其實，這亦非怪事，因為先秦古籍引述夫子的言談者甚多，不必限於《論語》。當然，見於他書的引述未必都真的出自孔子之口。

如果外電的英文翻譯可靠，則華文媒體的翻譯，應該只有“惡其意不惡其人”的譯法比較信實，因為其他兩個譯法中，“憎”和“恨”兩個關鍵字在古文中的意涵和用法一般並不如此。

“惡其意不惡其人”一語大概出自《孔叢子》卷上〈刑論〉。原文如下：

《書》曰：“若保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
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眾共焉。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

如果小泉真的引用《孔叢子》，他就可謂引喻失義了。如果我們望文生義，“惡”作厭惡解，則“惡其意不惡其人”似乎可以理解為“Condemn the offense, but pity the offender”。

對於治獄，孔子的弟子曾子說過：“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曾子認為，當官審訊，如果能夠偵破案件的真相，切勿沾沾自喜，對於犯法的人，應該抱著一份哀矜憐憫之情。曾子說的“哀矜”，大概就是外電所謂的“pity”之意。然而，曾子並沒有說過要縱容犯人。

孔子“惡其意不惡其人”一語原來的語脈也是“聽訟”。根據朱熹的解釋，這句話的意思是“非喜怒其人，但疾其意之有險害”。換言之，審訊的人不當以自己個人對疑犯的恩怨和好惡來判斷案情。這就是朱熹所說的不“以喜怒愛惡而為之刑”。有司不但態度公平，而且更應該抱著“哀矜”之情，網開三面，設法替疑犯謀求一條生路。這就是《書經》“若保赤子”的精神。只有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

必須注意的是，有司雖然盡其哀矜憐憫之心，設法公平理案，但一旦罪名成立，犯人卻必須繩之於法，不可姑息，這也就是孔子所說的“君必與眾共焉，愛民而重棄之也”。朱熹解釋說：“所謂刑人於市，與眾棄之也。”

朱熹的解釋並非曲解，事實上，中國歷史上為民父母官者往往都秉承這一番儒家的仁恕精神，修己治人。北宋歐陽修的父親歐陽觀就是一個有名的例子。歐陽修在他的名作〈瀧岡阡表〉記述了母親轉告他有關自己先父為官的忠誠仁愛。他的母親說：

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
吾曰：“生可求乎？”
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

歐陽觀治獄，存心為死囚求生路，這顯然就是孔子聽訟時的寬恕精神。想方設法為死囚求生，縱使不成功，自己與死囚皆無所遺恨。換言之，死囚終不免一死。“求所以生之”只是治獄者有哀矜之心，想確保死者無恨，生者無愧。“求所以生之”並不表示治獄者只知“惡其意”，而漠視犯人的罪行，以致姑息縱容犯人。

小泉究竟是否真的懂得孔子“惡其意不惡其人”一語的真義，我們不得而知。無論如何，他的辯解無疑只是一種遁詞。孔子說：“是故惡乎佞者。”他痛恨巧言狡辯的人。他的弟子子夏也說過：“小人之過也必文。”小泉顯然絞盡腦汁，不惜利用中國聖人，力圖文飾日本軍國主義的過失。至於他是不是“小人”，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嘩衆取寵 姑妄聽之

根據電腦檔案記錄，此文殺青於2006年四月八日，下午三點四十七分。當時投稿與《聯合早報·言論版》，但最後未見報，而刊於《早報》的網絡版，至今似乎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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嘩衆取寵 姑妄聽之

李敖曾經說過“新加坡人笨”，最近他在自己的電視節目上對此一論斷詳加解釋。同時，因為有人批評他“嘩眾取寵”，所以，他又對“嘩眾取寵”一語作出了他一家之言的解釋和示範。

據《聯合早報》報導，李敖引用了《漢書·藝文志》的一段記載，然後指出，“人們要以儒家做為一個典範，有些人對儒家的解釋脫離了規則，這些人就是‘嘩眾取寵’。” 《早報》記者又概括了李敖的說法，謂“‘嘩眾取寵’它最原始的意思是不接受唯一的一個經典式的、權威式的、以儒家為主的一個自由分子的言論，‘它是好的意思’，因為自由分子的言論講了一些話，做了一些動作，引起大家的注意，然後獲得人們的認同，‘取寵，是開始得到你們認同的意思。’”

“嘩眾取寵”的確語出《漢書·藝文志》，李敖的文獻證據正確，但他的引文未能讓觀眾看到原文的語脈。〈藝文志〉云：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 留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為高。孔 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 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茍以嘩眾取寵。後進循之， 是以《五經》乖析，儒學浸衰，此辟儒之患。”

原文先講述儒家思想的淵源以及其精義所在。“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云云，說的則是儒家思想在孔子以後的流衍和發展。“于道最為高”是《漢書》作者班固從歷史文化的立場對儒家所作的論斷。 何以儒家之道能夠獨高於諸子百家？因為“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班固認為，從上古堯舜以來，一直到殷周兩代，數千年來，華夏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在在足以證明孔子好古敏求，述而不作，實際上正是對古代歷史文化最扼要精微的總結。孔子未嘗空言，妄立一家之說，所以，班固說“已試之效者也”。後來世人“宗師仲尼”，就出現所謂“儒家”思想。

上述一段〈藝文志〉討論儒家思想源流的文字，李敖並未提及；他的引文是“然惑者既失精微”以下的一段話。在這段話中，“惑者”和“辟（僻）者”都是貶義，前者指的是不明儒家思想“精微”所在的學者，後者指的是隨聲附和，依勢抑揚的不學無術之輩。 “辟者”實在未能掌握領略儒家思想的“精微”，“違離道本”，而他們的唯一目的就是不擇手段，務求“嘩眾取寵”。由於“辟者”所煽動的歪風，導致後進競從，最終，儒家所講的《五經》的精微大義由此乖謬失真，支離破碎，而儒學也漸漸衰落。必須強調，〈藝文志〉並未將儒學的衰落歸咎於“惑者”，因為他們至少仍然是認真學習儒學的人，他們並未“苟以嘩眾取寵”為務。

〈藝文志〉原文並未提及什麼“唯一的一個經典式的、權威式的、以儒家為主”的東西，因此也沒有所謂“接受不接受”的問題。至於李敖所謂的“自由分子”，更是無中生有。 不識儒學精微的學者，〈藝文志〉稱作“惑者”，他們並非不想認識儒學，更非存心反對儒學，他們只是在學習儒學的過程中有所“惑”而已。 至於一心看風使舵，“嘩眾取寵”的人，他們本來就不學無術，妄想走旁門捷徑，僥倖圖榮，所以，〈藝文志〉稱之為“辟者”。如果這樣對學術連起碼的真誠都沒有的人也算是“自由分子”，也可算有自己的獨立思想，難怪當今世上，“自由分子”何其多也。

必須強調，儘管不學無術，隨聲附和，〈藝文志〉所指的“辟者”，他們所講論的仍然是儒學。正因為如此，有志於儒學的後進學者才可能受到他們的不良學風的影響。即使“辟者”真的是什麼“自由分子”，他們絕非高舉反儒學的旗幟，嘗試挑戰“唯一的一個經典式的、權威式的、以儒家為主”的思想。 如果“辟者”不擇手段，務求“嘩眾取寵”真的如李敖所說，是“好的意思”，那麼，我們只能說，凡是被〈藝文志〉批評的人以及他們的所作所為都必定是“好”的，理由只有一個，因為〈藝文志〉代表的正是“唯一的一個經典式的、權威式的儒家”。

班固以後，歷代引用“嘩眾取寵”一語，毫無例外，均作貶義。李敖向來以“自由分子”自居，而既然他所謂的“自由分子”就是“不接受唯一的一個經典式的、權威式的”對象的人，那麼，他竭力重新解釋“嘩眾取寵”一語的“最原始的意思”，其實不過就是他本人的夫子自道，目的在於“嘩眾取寵”，企圖博取觀眾的“認同”。

如此看來，李敖在電視節目上的巧辭詭辯實際上正是他為自己所認識的“嘩眾取寵”一語所作出的“最正確”而又“最生動”的現身說法。這自然是只有像李敖如此聰明的“大師”才可能有的驚人表現，新加坡人笨，試問又何來如此的“創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