嘩衆取寵 姑妄聽之

根據電腦檔案記錄，此文殺青於2006年四月八日，下午三點四十七分。當時投稿與《聯合早報·言論版》，但最後未見報，而刊於《早報》的網絡版，至今似乎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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嘩衆取寵 姑妄聽之

李敖曾經說過“新加坡人笨”，最近他在自己的電視節目上對此一論斷詳加解釋。同時，因為有人批評他“嘩眾取寵”，所以，他又對“嘩眾取寵”一語作出了他一家之言的解釋和示範。

據《聯合早報》報導，李敖引用了《漢書·藝文志》的一段記載，然後指出，“人們要以儒家做為一個典範，有些人對儒家的解釋脫離了規則，這些人就是‘嘩眾取寵’。” 《早報》記者又概括了李敖的說法，謂“‘嘩眾取寵’它最原始的意思是不接受唯一的一個經典式的、權威式的、以儒家為主的一個自由分子的言論，‘它是好的意思’，因為自由分子的言論講了一些話，做了一些動作，引起大家的注意，然後獲得人們的認同，‘取寵，是開始得到你們認同的意思。’”

“嘩眾取寵”的確語出《漢書·藝文志》，李敖的文獻證據正確，但他的引文未能讓觀眾看到原文的語脈。〈藝文志〉云：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 留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為高。孔 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 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茍以嘩眾取寵。後進循之， 是以《五經》乖析，儒學浸衰，此辟儒之患。”

原文先講述儒家思想的淵源以及其精義所在。“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云云，說的則是儒家思想在孔子以後的流衍和發展。“于道最為高”是《漢書》作者班固從歷史文化的立場對儒家所作的論斷。 何以儒家之道能夠獨高於諸子百家？因為“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班固認為，從上古堯舜以來，一直到殷周兩代，數千年來，華夏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在在足以證明孔子好古敏求，述而不作，實際上正是對古代歷史文化最扼要精微的總結。孔子未嘗空言，妄立一家之說，所以，班固說“已試之效者也”。後來世人“宗師仲尼”，就出現所謂“儒家”思想。

上述一段〈藝文志〉討論儒家思想源流的文字，李敖並未提及；他的引文是“然惑者既失精微”以下的一段話。在這段話中，“惑者”和“辟（僻）者”都是貶義，前者指的是不明儒家思想“精微”所在的學者，後者指的是隨聲附和，依勢抑揚的不學無術之輩。 “辟者”實在未能掌握領略儒家思想的“精微”，“違離道本”，而他們的唯一目的就是不擇手段，務求“嘩眾取寵”。由於“辟者”所煽動的歪風，導致後進競從，最終，儒家所講的《五經》的精微大義由此乖謬失真，支離破碎，而儒學也漸漸衰落。必須強調，〈藝文志〉並未將儒學的衰落歸咎於“惑者”，因為他們至少仍然是認真學習儒學的人，他們並未“苟以嘩眾取寵”為務。

〈藝文志〉原文並未提及什麼“唯一的一個經典式的、權威式的、以儒家為主”的東西，因此也沒有所謂“接受不接受”的問題。至於李敖所謂的“自由分子”，更是無中生有。 不識儒學精微的學者，〈藝文志〉稱作“惑者”，他們並非不想認識儒學，更非存心反對儒學，他們只是在學習儒學的過程中有所“惑”而已。 至於一心看風使舵，“嘩眾取寵”的人，他們本來就不學無術，妄想走旁門捷徑，僥倖圖榮，所以，〈藝文志〉稱之為“辟者”。如果這樣對學術連起碼的真誠都沒有的人也算是“自由分子”，也可算有自己的獨立思想，難怪當今世上，“自由分子”何其多也。

必須強調，儘管不學無術，隨聲附和，〈藝文志〉所指的“辟者”，他們所講論的仍然是儒學。正因為如此，有志於儒學的後進學者才可能受到他們的不良學風的影響。即使“辟者”真的是什麼“自由分子”，他們絕非高舉反儒學的旗幟，嘗試挑戰“唯一的一個經典式的、權威式的、以儒家為主”的思想。 如果“辟者”不擇手段，務求“嘩眾取寵”真的如李敖所說，是“好的意思”，那麼，我們只能說，凡是被〈藝文志〉批評的人以及他們的所作所為都必定是“好”的，理由只有一個，因為〈藝文志〉代表的正是“唯一的一個經典式的、權威式的儒家”。

班固以後，歷代引用“嘩眾取寵”一語，毫無例外，均作貶義。李敖向來以“自由分子”自居，而既然他所謂的“自由分子”就是“不接受唯一的一個經典式的、權威式的”對象的人，那麼，他竭力重新解釋“嘩眾取寵”一語的“最原始的意思”，其實不過就是他本人的夫子自道，目的在於“嘩眾取寵”，企圖博取觀眾的“認同”。

如此看來，李敖在電視節目上的巧辭詭辯實際上正是他為自己所認識的“嘩眾取寵”一語所作出的“最正確”而又“最生動”的現身說法。這自然是只有像李敖如此聰明的“大師”才可能有的驚人表現，新加坡人笨，試問又何來如此的“創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