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定義與人情說道德

重讀舊文，差點兒忘了出自拙筆。細想一下，其實只是三年前左右的事。太善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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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道德？這看來是不言自明的問題，其實可以讓人傷透腦筋而仍然得不到一個清晰的答案。你不必查字典，因為道德本來並非字典上的定義問題。中國大陸通行的《新華字典》上說，道德就是“人們共同生活及其行為的準則和規範”。如果你真想知道道德為何物，你會滿足於這個定義嗎？

如果你有蘇格拉底般窮根究柢的精神，你就會追問，到底何謂道德？古希臘那些有名的智者和哲人，他們在市場或路上遇上蘇格拉底，無一不備受他無窮無盡的質難。不管蘇格拉底關心的是什麼問題，他務必要對方清楚交代有關問題，給相關的概念提出一個能夠自圓其說的定義。要能自圓其說，定義最少不可自相矛盾。換言之，定義必須清晰明白，不容半點含糊，因為矛盾往往最容易見於含糊不清的語言障中。

蘇格拉底的確曾經向人請教何謂“德”（virtue）的問題，但他沒有得到滿意的答案。對他來說，答案也許並非最重要，畢竟他說過，“未經自我省察的人生，不足惜也。”蘇格拉底並沒有說人生只有一個最終的共同目標，但他無疑堅持批判的自我反省。

蘇格拉底雖然並未找到“德”的清晰定義，但如果以批判的自我反省態度來認識他所代表的古希臘哲學精神，我們可以看出古希臘哲學家對定義的執著。這是蘇格拉底的本色，同時也是古希臘哲學的特色。

定義必須概念清晰，黑白分明，而又不能自相矛盾。既然不能自相矛盾，定義很容易就有排他性的傾向。換言之，對於相關的問題，定義的說法往往就是只此一家，不可再有分店。總而言之，定義代表真理，而且是超越時空的真理，放諸四海皆准。

事實上，這種定義式的真理追求並不限於古希臘，古希伯來文化似乎也如此。先知摩西為上帝傳達的十誡正是絕對真理的一種表述。是者是，非者非，絕對不容混淆，殊途不能同歸。十誡後來同樣為基督教徒和回教徒所奉行。基督教相信上帝在世界末日審判世人，審判的前提看來就是是非絕對分明的誡律，否則天堂與地獄的分界就無從劃分了。由是言之，西方哲學從兩希文化發展下來，其中邏輯和定義兩者的基礎意義就不言而喻了。

笛卡爾開創西方的現代哲學，他的奠基貢獻在於確立真實無疑的理性認知基礎。我思，故我在。“思”之所以可靠正在其清晰無疑，絕對無誤。因為我思，所以，我絕對可以肯定我在。笛卡爾這個劃時代的哲學命題，本身就是一種邏輯，同時也是一種邏輯的表現形式。一百多年後，康德講道德哲學提出絕對的道德律（categorical imperative），世間一切道德上的是非都必須黑白分明，否則道德判斷無所依據。比如，康德認為，誠實超越時空，不關個人，無論何時何地，我們都必須誠實，不能口是心非，也不能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絕對道德律在西方出現，可謂絕對不是巧合了。

今天，華人社會中講道德，許多時候，我們的判斷標準其實也是絕對道德律。在潛意識裏，大家都以為一切是非都有既定的準則，涇渭分明。這大概是西化的影響。然而，這樣的一種不經推敲的預設，其實跟中國古人講究的“道德”並不完全相同。

中國古人重視人情世故，更多於邏輯定義，先秦時期尤其如此。眾所周知，“仁”是孔子孜孜以求的德行，對於“仁”，孔子自己有許多獨特的體會，但他從未為“仁”下過什麼定義。不同的弟子都問過“仁”，但孔子的回答都不一樣，從不重複。如果依照蘇格拉底的定義要求，孔子就是個糊塗蟲了。

即使是看來無人不曉的“孝”，孔子也從未下過定義。孔門弟子問孝者其實不少，可見“孝”的道理並非不言而喻。孔子並非不能夠給“孝”下一個定義，但這正如《新華字典》對“道德”的解釋，試問，孔門弟子會愜意嗎？萬世師表的孔子在他一輩子的教育事業中，只是耐心地因材施教，為提問的弟子一一啟發。

絕對道德律由於強調是非分明，往往都會以“不可如此”（don’t）的形式表達。十誡就是典型的例子。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再問如何克己復禮。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是孔子言論中罕有的“四勿”。聽起來好像也是“不可如此”的道德律，但實際上，非禮云云跟“道德”未必有什麼關係。今天我們找老師朋友，如果事前沒有約好，固然不太禮貌，但總不能算不道德。孔子的“四勿”針對當時的“禮”而言，道理也如此。

更關鍵的是，“禮”的規定並非天經地義而又放諸四海皆凖的絕對定律。“禮”必須靈活，隨時而斟酌，因人情而調適，不變的是以和為貴的“禮”精神。男女授受不親，這是“禮”。兄嫂溺水則小叔必然伸手援救，孟子說這是權；權的精神在變通。禮文必須在特定的時空中才有實踐意義，禮精神則可以超越時空，萬古常新，因為人情是禮的基礎，而禮是緣情節文的結果。

嚴格而言，中國古人並沒有我們今天所講的“道德”概念，有之則是“禮”。禮可以約束一些今天算作道德的行為，比如，偷窺就屬於“非禮勿視”的範圍，但更多時候，禮只是人與人之間生活上一種互動的調適。以和為貴的禮自然不能絕對化，更不應絕對化。事實上，禮本身竟然也沒有一個固定的定義。明禮的人不妨各自立說，只要通乎人情，自然可以言之成理。明乎此，我們就會瞭解孔子、孟子為何從來沒有替世人規定什麼道德上的金科玉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