廈門大學研究生的一個問題

上週訪問廈門大學歷史系，與其師生作一座談， 近三小時之久。

有一學生問我，當今研究佛教的人是否都信佛？我說：當然不是。

又問：既然不信佛，爲何還要研究佛教？我戲答曰：正因爲未信，所以要研究。或者，想要信，所以要研究。

我再調侃反問：若已經信佛，何必再研究？

問者言下仿佛有悟，說以前未聞此說。

我當場再次強調，我的説法只是戲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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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則當今學術研究大都如此，不獨佛教而然。研究道教者，不必相信神仙之術。研究倫理學者，也不必是身體力行的人。當然，研究自殺的學者，絕非準備自殺。

爲何如此？因爲這樣才算科學。

現代人有意無意中深受科學主義的影響，在研究學問的時候，好像一談價值，就是主觀，就是不客觀，就是不科學。

發明原子彈的科學家，我們不能說他存心要殺人。他只是研究科學。

研究文學批評的專家，不必擅寫文章。這是客觀的事實，這是合乎科學的判斷。然而，我們接受這個科學的客觀事實，以爲唯一的真理常則，這本身便是一個主觀的價值。

兩年多前的訪問

無疑發現中國境内竟然有人轉載了我兩年多前接受《早報》的訪問。更令我心慰的是，讀者居然還能認同我的説法。姑轉錄如下：

论语心：学子心师者心

借中国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东风而顺势推出的《于丹〈论语〉心得》，一举在中国创下290万册的出版传奇。于丹，这位俨然“国学超女”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以其变深邃的传统哲思为当代人的心灵鸡汤，再度激起一波国学热的感召力。 　　

在本地，在幽静的国立大学校园一角，就有着另一群钟爱《论语》的青年学子。他们风雨不改，每周抽出一晚相聚共同研读、切磋《论语》，已有一年多时间。一个偶然契机，这个读书会的骨干成员、国大中文系三年级学生陈胤豪与笔者分享了他们的“辅仁社”的故事。 　　

去年中，国大中文系副教授劳悦强将多年细读《论语》的心得，辑成薄薄一册小书——《论语心》出版。 　　

生长于香港，自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劳悦强，曾在北美多所大学教授中国文史哲课程；1999年来国大后，继续讲授中国哲学史、中国传记传统、《四书》及《史记》研究等科目，近著还有《新马遗渖——漫谈中华文化与教育》。 　　

劳悦强授课强调阅读原典及独立思考。在《论语心》这本写给有兴趣认识孔子又苦于无从入门的读者的小书里，他开卷便说：“先别管儒家”——因为以你自己的一颗虚心、一分诚意、一番真情去了解孔子的心，才更为切要。 　　

劳悦强接受早报访问，谈起他多年研读及教授《论语》的感触，也谈到对中国当下国学热的看法。 　　没有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就不会有《论语》。在胤豪看来，倘若没有中文系副教授劳悦强和一群为《论语》走到一起的同学，就不会有他们的读书会“辅仁社”。 　　

这个最初由中文系研究生徐威雄和本科生毛朝晖发起的小组，相信是国大创校以来唯一的《论语》读书会。

“辅仁社”成员不足10人，他们都因选修劳悦强副教授关于中国哲学和《四书》的课程而渐渐结识，怀着一分互相切磋，彼此勉励——所谓“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心志走入这读书会。

一年多前，他们的讨论每每超出辅导课的时间；如今，读书会定期在每周一傍晚7时至9时进行，地点就在Yusof Ishak House的学生休闲室。成员会预先温习要读的篇章，聚会时先由一人朗读，接着展开讨论，各抒己见。

胤豪说，“辅仁社”的坚持，改变了他对本地校园读书风气的看法。

胤豪还记得有一次他问劳老师，会不会觉得本地校园缺乏静心读书和思考的学术氛围？老师反问他，学术风气是怎么来的？

当时胤豪回答：要有人。这名通过修读劳悦强副教授的课而对先秦思想产生兴趣的年轻学子说：“这一年多来，最兴奋又感动的是，渐渐看见这样一群人。他们腾出个人时间，雷打不动地定期聚在一起谈读书、谈学问、谈做人。学术风气之萌芽，文化氛围之建立，不在此乎？”

通过逐章细读《论语》，互相切磋，胤豪发现，他们不仅更认识彼此，也更认识自己。他说，他常常借这群朋友各有千秋的品性，来勉励自己上进——这不正是“以友辅仁”的实践吗？

　　最初读《论语》的第一印象？

正如程子形容的——“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虽然我是后来才知道这句话。我十七八岁时，语文课本里收了《论语·里仁》全篇，我很喜欢，存钱去书店买了《四书》。读后感觉：原来中国有这样一本了不起的书，有像孔子这样绝顶聪明的人！我原先读的是工科中学，因为这番体验决定改念文科。

从一开始教书就每年都教《论语》吗？在北美和新加坡，两地学生对这部经典的反应有何不同？

我每年都教《论语》，尽管课程名称可能不同。在新加坡，学生最容易产生共鸣的课题是“孝”；北美的学生往往很高兴地发现，其实孔子也相当重视自我，儒家未必都是讲集体主义。这反映两种文化的不同。

創作是持久戰？

上週末本地舉行一年一度的新加坡作家節，請來好幾位外國作家演講座談，其中一位嘉賓來自法國，名戴思傑。他是電影導演和作家。他十年前出版名為《巴爾扎克與小裁縫》的小説，瞬即暢銷法國，以後並翻譯成多種其他語言，風行世界。

上週五《早報》刊登了一篇有關他的專訪。他說：“創作是持久戰，我要一直努力寫下去，再寫一部作品‘打敗’過去的自己，一部能夠突破《小裁縫》的作品。”

戴氏之意，似作比喻，不過，我想他心中對所謂創作態度，的確抱如是觀。創作是與自己鬥爭，要不斷戰勝自己。

當然，這也並非戴氏一人之見。時代風氣如此。

無論如何，這種以鬥爭為根本精神的寫作態度，中國古人聞所未聞。如果說，杜甫自覺他晚年為詩，“戰勝”了他的少壯之作，豈不真是“語不驚人死不休”？

不知戴氏心中，一部作品的勝負如何判斷？

報載，《巴爾扎克與小裁縫》法文原版十年間售出一百萬冊，在美國也有幾十萬冊的銷量。至於其他四十種語言譯本則更不在話下了。